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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那时候的电影是地地道道的群众娱乐项目，价钱便宜，一般是1毛到1毛5一张。所有的电影院都只有一个放映厅，片子也少得可怜。记得70年代末流行过一阵反特片，“烈字99”、“黑三角”、“保密局的枪声”、“405谋杀案”等等。最近，中央台“流金岁月”栏目重放了这些片子，看起来并不可怕，但当时却把我吓得够呛。特别是有一部著名的恐怖片“画皮”，我看了两次。在影片的最后部分，有个恶鬼用血喷宝剑的镜头，印象深刻，第一次看完当晚回家就尿了床。几天后，姨妈多了一张票，非让我去看，结果在放映的1个半小时内，我一直低着头，闭着眼，将耳朵堵得死死的。
80年代初，上映了一批战争片，学校经常组织集体观看。这些影片多是八一场拍摄的，片头是一个闪闪的红星发出万道光芒。只要这片头一出现，全场的小学生就热情的鼓掌。后来，又出现了一批描写人物情感的片子，代表作有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斯琴高娃主演的“归心似箭”和陈冲主演的“小花”。“庐山恋”第一次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爱情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是个突破，郭凯敏也成为那时的大帅哥和当家小生。99年，我和BF去庐山旅游，还特意在开庐山会议的礼堂又看了一遍“庐山恋”。“小花”也非常流行，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主题曲“妹妹找歌泪花流”。
当时，中国一年产不了几部片子，观众没有选择余地，加之文化生活贫乏，因此任何一部片子都不愁票房。前两天电视里回顾“405谋杀案”，3毛钱的票价，共有1亿多的票房，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看过一遍。这样的票房即使现在也罕有影片能达到。总之，电影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几乎成为娱乐生活的代名词。情侣们约会的地点不是电影院就是公园。
到了80年代末期，有两部片子特别火爆。一是“超人”，二是“芙蓉镇”。前者让中国观众见识了什么是科幻片，什么是影片特技。后者之所以火爆，主要是里面有个男人模小铜人胸部的镜头，被传为超级开放的影片。许多人为了看这个镜头，不惜长时间排队购票，可怜的中国人。
其他流行过的片子还有“人证”、“简.爱”、“叶塞尼亚”、“佐罗”、“小小少年”等。比如“人证”上映的时候，社会上最流行的话是“高山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你也跳下去吧”，对帅哥的审美标准也由奶油小生型转变为了充满沧桑感的高仓健类型。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的进口片没有原声版，都是配音版，因此统称为译制片。那个时代，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堪称经典。
还有一种看电影的方式是露天影院，多在军队大院或公园里播放。夏天的晚上，大伙搬个凳子，拿个蒲扇，去看露天电影。露天电影放的都是些老片子，它的好处是背面也能看，尽管画面都是反的。
小学生中也有干部。看到胳膊上带着个臂章的就是干部了，一道杠是小队长，两道杠是中队长，三道杠是大队长。一个班分成几个小队，每小队10来个人，而小队长就是他们的头儿了。中队长在一个班里也有好几个，最大的就是班长，其次还有几个委员如学习委员、生活委员等等，中队长们共同组成了班委会。而大队长就是学生中的校级领导了，一个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
这些学生干部说是选举产生，其实不过走个形式，主要还看老师的意思。学习好，听话，老师喜欢的孩子自然有机会当干部。有些孩子虽然能力强，但想法太多，或者学习不好，也得不到老师的青睐。从小我们就体验到了中国式选举制度的特点。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国家，当个干部还是很神气的。胳膊上戴个章的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心理上比较有优越感。特别是干部还能有些特权。就像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说的，如果把一个班比作一个党组织，那班委会就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可以经常得到领袖——班主任的接见，一起讨论班级大事，还可以帮助老师批改作业和不重要的试卷等等。所以，当个干部还是很荣耀的。我们的体制让我们从小就知道，当领导是有特权的。直到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是以当官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小学五年级时，班里一个男生在乘坐公交时，装作系鞋带，偷偷剪开一个年轻女性的裤子，结果被抓个正着。五年级大约也就11、2岁，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10来岁什么都懂了，但在那个时代，社会保守，营养也差，孩子发育得玩。我虽然也懵懂的知道一些男女之间的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剪人家裤子？裤子有什么好剪的？剪开了又能怎样？看来，我属于情商发育比较晚的。
我们这届，小学已经由五年制改为了六年制。小学虽然都是就近入学，但中学还是要考的。中学分为市重点、区重点、一般校和差校。我们那个年代，大学没有扩招，大学生还属于天之骄子、稀有品种，入学比例也很低，一般不到10%。特别是我上学早，又赶上了一个孩子最多的年份，因此竞争更加残酷，记得我考大学那年录取比例不到4%。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能考上一个什么样的中学就非常重要了。市重点的高考入学率一般在90%以上，区重点在60%以上，一般校20%-30%，而差校学生如果能考上大学，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市重点每个区只有2-3所，区重点也差不多这么多，一般校有5-6所，而绝大多数的学校都属于差校。由于大多数孩子的归宿是差校，因此我们管这类学校叫“大拨轰”。
严格说，区重点和市重点是处于同一档次的，只是级别不同而已。类似于医院，都是三级，只是有的是甲等、有的是乙等。市重点不一定比区重点好。就拿我所在的东城区来说，市重点二中、五中是响当当的名校，高考录取率都在95%以上，而55中虽然也是市重点，但高考录取率只有85%左右。相反，区重点东直门中学的高考录取率却能达到90%。因此，东直门中学的招生分数反而比55中高。
在考试之前，要先填报志愿。志愿有三档，第一档就是首先录取的学校，第一档挑剩下的，第二档再挑，依此类推。报志愿很有技巧，要根据自己平时的成绩。如果平时学习就不好，第一档即使报重点校也是白搭。相反，如果志愿报低了而成绩考得很好，也是很遗憾的事情。要注意，一般来说，第一档和第二档不能都是重点校。也就是说，不能报同一档次的学校。假如第一档报了市重点，第二档报了区重点，如果你的分数没够市重点而够了区重点，区重点也不会要你的。学校有个面子问题，就像考大学不能把第一志愿报北大、第二志愿报复旦一样。甚至有些比较好的一般校都不愿录取第二志愿的学生。至于第三档，属于大拨轰的学校，报哪所都无所谓，离家远近等因素是填报时的主要参考。
考前填报志愿需要对自己的实力有正确的评估。从小我就喜欢理科，到了五、六年级，我的语文成绩已经不是很好了。也许我的成长经历导致我性格内向，而语文课总是需要回答问题，老师经常点名，这是我最不愿意的。而学习内容也都是一段话或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主谓宾语等等。我总是纳闷，本来挺有意思的课文为什么非要象做手术一样把它肢解了？因此，对语文课完全失去了兴趣，考试也很少能得90分以上。而按照以往的经验，市重点的录取线至少要195分以上（语文、数学两科），区重点至少190分，一般校也要185分以上。所以，填报志愿成了我们家犯愁的事儿。经过反复权衡，第一志愿报了重点校中录取线最低的55中，第二志愿报了一所普通校，第三志愿报了地安门中学。
考试那天，下起了雨。第一天先考数学，对于这个强项，我必须保证得100分，才有可能考入比较理想的学校。一开始还比较顺利，但最后一道题有一定难度，而且分值是10分，这是拉开分数的关键题。本来，我答得比较快，想留些时间检查。但最后一道题琢磨了半小时也没做出来。虽然天气并不炎热，但小小的我已经汗如雨下。眼看时间就要到了，突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哭了起来。她的哭声很大，可以算作嚎啕痛哭，估计也是因为做不出来题。我的思路更乱了，脑中一片空白，剩下的只有绝望。
记得那天的监考老师是个50多岁的瘦瘦的中年人，戴着瓶儿底似的眼镜儿。那女孩儿一哭，他马上走过来，掏出手绢给她擦泪，不断的安慰她。时间终于到了，交卷的铃声响起。那老师看了一下大家，说：“不用着急，咱们延长2分钟，大家再检查检查”。也许是老师和蔼镇定的气质感染了我，我静下心来，做最后一次尝试。冥冥中，好像有一道电光击中了我，我脑子突然开窍了，思路异常清楚，那最后一道题的答案也清晰的浮现在脑中。我飞快的在收卷前答完了这道题。最后，数学得了100分。
至今，我还对那位监考老师有着深刻印象，也对他充满了感激。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年代，他的一个小小举动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帮助的意义：帮助对于给予者来说或许只是一滴水，但对于接受者，却可能是一片大海。
第二天，考语文，我象平时一样发挥得一塌糊涂。最后的成绩是：数学100、语文80.5、总分180.5。按说，这样的成绩，只能去“大拨轰”学校了，但那年东城区的语文题偏难，大家考得都不好，结果各档学校的分数线普遍降低。当然，第一志愿的市重点还是没戏，差了5分。第二志愿的普通校分数线是180分，但不是够了分数线就一定能被录取的，因为学校定的分数线总是留一部分富余。拿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的心这叫一个忐忑，当拿到第二志愿的通知书时，心里那个高兴就别提了。我举着通知书，一路狂奔着回到了家。
那时候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儿，就面临人生第一次的激烈竞争。在这个社会剧烈变革的年代，每个人的命运都跟着国家的命运一样，剧烈变化着。也许，这个社会会给我们很多机会，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像父辈一样，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基本相同。但，我们也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生于70年代的我们是特殊的一代。我们是真正看到国家剧烈变革并把自己的命运融入其中的一代！
上中学了。我的学校在解放前和刚建国时是非常有名的，可惜后来逐渐没落。评价学校的最重要硬指标——高考升学率，也只能维持在30%-40%左右。但学校本身还是很漂亮的，据说校舍是用建国初盖“十大建筑”剩下的材料建造的。特别是教学楼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述说着学校悠久的历史。秋天风起的时候，黄色的银杏叶漫天飞舞，这个画面已经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
学校离家大约三站地。每天中午走路回家吃饭，午饭是一大碗炒饭，用蒸锅热了吃。一边吃饭一边听评书，一般都是袁阔成播讲的。我最爱听的是“三国”和“水浒”，打打杀杀，十分过瘾。最不爱听的是“杨家将”，里面有太多的小人和冤屈。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赵子龙，他银盔银甲亮银枪，不仅武艺好，人也长得帅。看来，我从小就对帅哥特别感冒。但帅不是唯一标准，周瑜也帅，但他尽跟汉室正朔刘备做对，心眼儿又小，因此对他也不感冒。听完评书要马上去上下午的课。就这样，我一天走两个来回，大约十几站地。运动量虽不是很大，但对于进入青春期的我，这样的长走还是很有好处的。
初中时代是平静的。
我妈的身体和情绪明显与房子有关。自打搬到这间15平米的平房后，她的心情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对我的要求也不象以前那么严了。从精神上来说，这段时间是比较轻松的。学习也不是很紧张，我的成绩也是不好不坏，维持在前十名左右。
青春期来了，在身体变化之前，我的饭量首先有了变化。80年代中期，生活还不是很富裕。虽然大米白面管够，但每顿饭也就一两个菜。炒菜不敢多放油，因为油是定量供应的。油水不够只好用主食代替。每天的晚饭是重头戏，记得最多的一次，2两一个的馒头我吃了4个，一般情况下也都是仨馒头或蓝边碗的3碗米饭，有次吃涮羊肉我一人吃了3斤。就这么吃，居然没长胖，都长个儿了。幸亏那时我饭量大，才长成了178的个子。搁现在这不算什么，但在我们那个年代这就算高的了，在教室里坐最后一排。
隐隐约约的，我开始对男生有了好感。我不喜欢和我同龄的幼齿，也不喜欢过于成熟的人，而是喜欢高中的学生。他们刚刚发育好，身体结实，已经具备了男人的轮廓，但还没有摆脱少年的青涩，唇边开始出现淡淡的绒毛，很是性感。记得当时特别迷一个高中的帅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班的，但一看到他眼睛就移不开。他身材高挑儿，肤色健康，有点痞劲儿，总是高傲的昂着头。有一次，我看他看到发呆，没意识到他冲我走了过来。“小子，看什么看？”，听到他的声音，我才惊醒过来，看他怒气冲冲的要跟我打假的样子，赶紧低下头溜了。以后再见到他只敢偷偷看。唉，我从小就是个花痴。
那时候，家里没有卫生间，夏天还可以拿个大浴盆在厨房里洗澡，冬天就只好到外面洗了。几乎每个单位都有澡堂，我去洗澡的地方是个工厂的澡堂。每次去人都不少，洗澡的大多是工厂的工人，年轻的多。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一样，胖子极少，多数人都偏瘦，当然，工厂里也有很多干体力活的工人，身材健美，肌肉结实。去洗澡的次数多了，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年轻人的JJ都比较大且饱满，胀胀的感觉，而老年人的都蔫头耷脑的，很丑。对那些漂亮的饱满的JJ和它们的主人，我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同志。长大后，我总结出一条做同志的好处：可以在澡堂里肆无忌惮的看别人身体和JJ，这是直人们无法体验的乐趣。现在想起来，那时每次洗澡我的JJ都是硬硬的，这是生理上的自然反映。但当时自己没这方面的意识，也不觉得害羞，因此表现得若无其事，就这么挺着走来走去。好在我还小，边上的人也不觉得很奇怪，只是有的人看看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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