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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我受的是小难”
1997年，张北川决定放弃皮肤科专业的主要工作，投入到同性恋的研究之中。因为，他越来越感到，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防治任务的迫切性。
这一年，张北川对中国同性恋人群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他惊讶地发现，由于无保护的性行为和性伴侣的不固定，艾滋病正在这个人群中迅速蔓延。
“中国出现了一个我们叫做性解放的潮流，80年代以来它正好和艾滋同步出现。多少大一些的城市都有这种我们所谓的gay（指男同性恋者）的浴池，人们在这里边可以不受限制地发生性关系。”
当时，他就预言，在血液传播得到控制后，男男之间的性行为将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最高危的途径。
2009年末，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传播总数的32%，超过了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但在那个时候，张北川的预言并不被重视，而且他的工作还被很多人们误解，甚至是打压。
从1999年4月开始，他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撤掉了性健康中心门诊，他被迫搬离医院，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半地下室继续工作。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研究同性恋是张的个人决定，没通过组织”，“张北川有精神障碍，他是政客……”
即便如此，张北川也没有放弃他所选择的事业。“我受的只是小难，不是大难。相比河南省某医生因为向国家上报艾滋病实情而被县长处分调离公职、高耀洁教授拍的艾滋病胶卷被强行曝光，我的遭遇比他们好得多。”他甚至调侃地说，“几年前，有人往我们办公室门上泼屎尿，这几年起码是没有了。”
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谈到对自己遭遇的感受，他无不感慨地说：“我曾是个书呆子，是个医生，是个信奉技术的人，从事艾滋病研究遭遇的歧视与困难让我更体会了什么叫边缘，什么叫弱势，对研究对象有了更深的体会。”
张北川的处境被媒体报道后，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叶干运、戴志澄、刘达临、李银河等21位专家更是联名呼吁改善他的处境，认为医院“剥夺他行医权利和教学权利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我国有关方针，应当积极纠正”。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更是气愤地说：“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喻。”
张北川说，他之所以向媒体披露自己的遭遇，并“不是个人待遇的问题”，而因为“自己的境况影响了预防艾滋病工作”。他说，“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一种危险：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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