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了我真正的导游。用中国话解释所有的名胜。黑城门，当年的修道院，大教堂，巴洛克式的花园。
　　罗马人当年的角斗场和贵族浴池。直到我们的大客车要返回科隆了，他才把我送上车。我从车窗里探头问他在萨尔布吕肯的地址，他说了Ａｌｌｅｂｃｈｅｒｓｔｒａｅ。１，又加一句，你记住，“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就行啦。车上的中国人都听见了他的话。大家都忍不住赞叹，小伙子的中国话讲得实在太棒了。过了一个月，他刚好要到波恩来办事。抽空来到我的宿舍。我们坐在小房间里天南地北地神聊。我说的是出国的感受。例如，在中国最威严神圣的马克思，其故居竟跟最下流无聊的色情小铺遥遥相望。这种“和平共处”在中国是几乎不可想象的。我还问他，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因为离我的宿舍不远就是本地同性恋者的俱乐部。“你知道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吗？”我发现他完全没有表情。沉吟了片刻。他才反问我：“你听说过吗？”我听说过。岂但听说，我还见过。那年我分到农场工作。连队里的一个同事忽然被逮捕了。他政治上没有什么不同政见，不至于参加什么反革命集团。为什么下了监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鸡奸犯罪。亭松望着我出神。那时候我是连队的宣传干事，是连长的“秘书”。那小子在预审室里的口供和认罪书我都看了一遍。后来他被保释出来了。我悄悄地问过他，他说，他们的同道，互相会认得出来……“除了这些小百姓，其他的同性恋传说在中国还有吗？有的。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听说，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就是。京剧戏班里面这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张欣辛的《北京人－－－１００个故事》里就有含蓄的描述。但是无论城乡，人们都把这件男人们的事情当作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公开建立俱乐部。这就是民主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不同吧。接着我告诉了他，我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关押过两年。他在监狱里也结识过一位难友，此公不是政治犯，而是一名同性恋罪犯。他在狱中非常照顾我父亲。他常常代替父亲去抬粪桶，有时还把自己的口粮分一点给我父亲。因此我从心底里也同情他，也对同性恋问题感到好奇。“后来这位朋友怎么样了？”他后来也出狱了。我父亲被平反之后，去看望过他。他结婚了，还有了孩子。亭松一直沉默着。听到这里忍不住摇头。“你也接触过这样的人吗？”他抬起头，看了我几乎一分钟，然后冷静地对我说：“或许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这样的人。”“你？”我惊呆了。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苦笑了一声。“你说得真诚，我也不瞒你。”
　　“那是我上中学以后，我逐渐发现，我跟别人不同。我对女性不感到吸引力。反而对男孩子感兴趣。我暗中喜欢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的肤色比较黑，有点象亚洲人。我觉得他很美。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类型就是所谓“东亚浅黑型”。我也很喜欢你。因为你是真正的东亚浅黑型。我喜欢跟你谈话。当你刚才开始跟我谈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的心跳荡得厉害，因为有一些同性恋的朋友就是通过这样的试探，来寻找同志的。我多么希望，你也是……直到后来从你的话中听出来，你不是。可是我感到你没有歧视心理，或者说，比平常人少一些。所以我向你坦率地承认。人们对同性恋有许多鄙视的看法，你的想法已经属于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了。
    我开始学中文完全是偶然的。文完全是偶然的。我住在汉堡。我的姨父在英国工作，他的业余爱好，是学一点中文。他常回来度假，我跟着他开始认“人、手、口、刀、牛、羊”。他发现我的语言天赋比他强得多，很快他就不能再教我，而是我教他了。那时我才十二岁。后来我从英文书中看到，中国有一本小说叫作《品花宝鉴》。同性恋被描写得非常风雅，充满了诗情和雅趣。从此我学习中文就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一种期待，一种陶醉。古代的中国并不是你所说的那样，那时的中国同性恋人可以自由地行乐，并且相当真实、优美地记叙了他们的性生活。
　　十七岁以后，我知道就在我们的汉堡，有一家同性恋游乐场。那是一座庞大无比的地下宫殿。买票踏进拱门，立刻进入了完全的另一个世界。我在这里不再感到自己是异类，大家都是Ｋａｍｅｒａｄｅ同道。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自由地交接朋友，聊天，游戏，唱歌，表演。有的人特地穿上自己最招摇的衣衫，显示那斑驳的色彩，凸显他独特的姿态。电影场里放映着同性恋人物的电影。影片的导演和演员多半都是同性恋者。有的影片的艺术趣味非常高雅，也有普通的成人电影，然而过分的暴露无遗，也就失去了含蓄的美。在这里我们感到有一种志同道合的知己之感。只因区别于常人，于是就更容易相互接近。这里有最高雅的咖啡厅，茶客们坐而论道，经天纬地，也有隐秘的芙蓉城，好友们耳鬓厮磨，细语叮咛。”
　　“恕我直言。我无法体验你们同性之间的那种爱情。”他大概听惯了这种评语，但是肯定我决不带有恶意。“我也读过许多异性相爱的爱情故事。我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故事。因此我也能够非常准确地翻译我们之间产生的爱与情，译成你们异性恋者的语言。”
　　在游乐场这个封闭的世界里，我一点也不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我们的队伍里拥有许多世界上有名的画家、作曲家、服装设计师、作家、导演和演员。我们虽然是人类中的少数，可是却拥有许多杰出的人才。
　　既然人们热爱这些人材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或设计，为什么不能容忍他们的断袖之癖呢？什么，什么？你说，你们的欲念叫作断袖之癖？是的。不，不是！记得我的母亲跟我谈起过她对“断袖之癖”的评语。
　　那是在文革的枯寂之中。父亲关押在大牢里。家里的书籍全部被抄没一空。只剩下一本三十年代出版的老《辞海》上下两册。胡乱打发饮食睡眠之余，我的妈妈就拿一本辞海当作阅读材料。遇到有趣的典故，便给我讲评一段。“断袖”的典故就是那时的一课。汉哀帝的宠臣董贤，少年得志，二十二岁就官拜大司马。
　　整日与皇上坐卧起居在一起。董贤爱睡午觉，有一天皇上已醒，欲想起身，可是董贤仍在梦中，压住了皇上的衣袖。皇上爱才，不忍将他推醒。于是抽取宝剑，将衣袖割断。这段故事被后世传为佳话。董某并不是什么贤卿名相，倒是个权奸弄臣。他操纵朝政，假公济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兴宅第，造坟墓，费钱以亿万计，吮尽民脂民膏。为什么这样的故事还能够世代流传，经久不衰？汉哀帝因为身份是皇帝，断袖一举又不失风雅，于是一件小事就留下了历史的痕迹。但是使之真正得以传播的，应该还有它更深刻的背景原因。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太低。女孩子不得入学，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之间在学识见地方面的距离越拉越大。古时的男性知识分子知音难觅，异性之间能够如赵明诚那样获得李清照这样的红颜知己，其几率绝对不到百万分之一。于是真正清雅脱俗的读书人，注意在男女欢爱之余，培植友谊，诗词酬唱，以文会友，方得尽兴。断袖雅癖正是男性知识界这种无奈心理的忘形之举。
　　石亭松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了舒展的笑容。你的母亲对“断袖”作了非常儒雅的解说。或许还寄托了她自己身为中国女性的忿忿不平，听了你的这番说辞，我都失悔没能在上海时去你们府上拜见她老人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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