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济大学出国德语培训班，我的德文会话能力不好。倒不是发音不准，而是听力太差。我无法适应德文的句型，很难把句子腹部的宾语跟句子末尾的动词合起来理解。语法测验我总是满分，听力测验几乎不及格。上完听力课，是午饭时间。我总是心里烦闷，不愿意跟同班的学员和老师一起吃饭。宁可到普通大学生的大食堂去吃饭。不巧，这位德语老师也到这里来吃饭，他主动坐到我的对面，好象知道我的烦闷。“我们不讲德语。其实我更爱讲中国话。”他的汉语说得太好了。简直听不出是外国人。好象是一个北方的小伙子，略带一点儿东北口音。“我来到中国头一年就在吉林大学。到上海来教德文，纯粹是客串。我的兴趣是阅读中国古典文学。”这句话立刻撩起了我的心病，我的兴趣原本也在文史，甚至痴心喜欢书法和篆刻。可是被运动和文革折腾了半辈子的父母和长辈们异口同声反对我考文科，终于进了机器制造专业。开始了另一种“金石”的生涯。如今快要出国进修了，梦里还常把金相图和光谱屏幕想象成浓墨重彩的写意山水画幅。
　　他是追求东方文化的雅趣来中国的。他的名字叫ＳｃｈｉｅｌｄＳｔｅｉｎ。汉名竟是石亭松。这姓名起得如此道骨仙风，令人仿佛看见一片松竹山崖，亭台鹤影，又仿佛听见苏东坡的《松风亭记》。“不要叫我老师，叫亭松就蛮好了。”他当时正在重读王力的《古代汉语》。我告诉他上海话里面古代入声韵尾依然存在。他立刻对上海话发生了好感。他感慨地说：“没有人说出到底为什么洛阳的‘洛’字和严格的‘格’字部首相同，发音不同。汉代〈方言〉的作者为什么仍要写作扬雄，不作杨雄？其实王力已经认为应该是姓杨。或许中国人觉得写作‘扬雄’更富有诗趣？”他的问诘恐怕不是一般理工科学生足以应对的。我觉得跟他很谈得来。他告诉我，德语文句，口语中有时“破框”，常常是自然的表露，句尾动词已经给出，修饰语再作补充，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告诉他，“风雨大作”的作和“洗手作羹汤”的作不同在于，前者是兴起，后者是则是普通的劳作。下课以后，他常来找我。去游泳，还在五角场镇上上过一次小馆子。一个妇人乞丐伸手讨钱，他竟一次给了她两块钱。
　　德文班结束了。我到了德国。当时分手时他给过我一个地址。我给他写过一封信，可是没有收到回信。
　　转眼一年过去了。留学生活新鲜而又紧张。德方专业协会安排我们作一次周末旅游。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大概都只知道两个德国人，一个希特勒，一个马克思。于是我们被安排去特里尔。大客车直接开往马克思故居。
　　不远处拐角上就是一家性商店，霓虹灯照着香艳的丰乳肥臀，一闪一闪，Ｍａｒｘ和Ｓｅｘ近在咫尺，给我一种十分滑稽的感觉。进入博物馆，我不想费神去听懂解说员的说辞，因为我觉得仿佛这里的一切我都似曾相识。马克思传，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拉法格的马克思回忆录，都是一代青少年必修的课外读物。
　　老马的生卒年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时间，谢谢。我想了解的是马克思在今天的意义。一看到那张依然挂着的《华国锋游览特里尔》水墨人物画，人人都露出调侃的笑容，就知道这里不会有我需要的信息。我翻开出口处的留言簿，看看那些胆儿大的中国人在上面写些什么冒犯的词句，才多少感到不虚此行。匆匆走出老马故居，我在特里尔的大街上倘佯。忽然我发现对面有个熟悉的面孔，高大的个子，深凹的眼睛。他是石亭松。我叫了一声：“亭松！”他也看见我了。还是那淳厚的东北口音。“真想不到，在这里会见到你。”他现在在萨尔布吕肯一家法国公司做翻译。那里需要法文、德文和中文。今天他是顺便来特里尔度假的。天下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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