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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昕形容自己，像过了炼狱般的一年。
整整一年，她都没有和儿子联系，每当丈夫和儿子在电话里聊得热火朝天，她就把头扭到一边或者干脆离开。在此之前，吴昕也与自己的内心斗争过，但是她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退让，然而她还能做什么呢？
前几次她的策略还很奏效，儿子一打电话回来，吴昕就发动攻势：“你看别人家又生了个孩子，我们也不要求你多，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当爷爷奶奶就行，早一点晚一点都可以。”她把语气尽量放温和，试图用这样的方式让儿子把自己的“教导”听进去。
没过几次，她和儿子的交流就变少了，而沟通的内容也变成了：什么时候找女朋友？什么时候结婚？
再过了不久，儿子干脆不打电话回来了，吴昕也再不主动打过去。反倒是丈夫和儿子的沟通变得多起来，父子二人在电话里如两兄弟一般谈天说地，让一旁的吴昕非常不自在。
“难受就难受吧，这由不得别人。”吴昕想，我怎么都是儿子的母亲，他早晚有一天要来找我的。籍由这一点，整个2012年，她都没有再和儿子联系过，两个人都在等待，等待对方谁先妥协。
2013年，母子之间的僵局还是被儿子小新打破了，那年夏天，小新给母亲打了电话：“退休在家那么久，我就请你出来旅游一次吧。”吴昕有点拿不定主意，丈夫在一旁插话：“既然儿子邀请，就去吧。”吴昕并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她还在盘算是不是要和儿子面谈一下终身大事。
9月福州的热浪还没有褪去，小新带着吴昕先在城里逛了逛，到了第二天，人头攒动的酒店，让吴昕以为是什么传销组织来开会，等被儿子连哄带骗地拉进会议室时，里面已经塞满了人。与会者清晰地分成两类——家长和子女。这的确是场会议，确切的说，是一次关于同性恋的线下活动。
那次，小新也上台发了言，自己15岁的时候就清楚了自己的性取向，之后又隐藏了15年才告诉父母。台下的吴昕第一次听到，儿子竟然默默承受了多年的压抑和不安。
恳谈会结束以后，小新又把自己的男朋友小涛介绍给吴昕，吴昕还见到了自己的“亲家”。小新坦言，自己和小涛已经相处多年，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和家里人交代，如今参加恳谈会便是重病下猛药了。
一个疑惑的解释，又伴随了另一个疑惑的诞生。吴昕在福建的旅行结束了，一路上她都在思索，别人的家庭都是和和睦睦，自己的家庭却为何要因自己的私念而承受痛苦？她不愿继续。
临别前吴昕对儿子说：“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儿子。”
回到家，丈夫也在一边击鼓：“都出去玩和儿子见面了，还不开心，是有什么事吗？”之前整整一年，吴昕无数次想把儿子真实的一面告诉丈夫，却又担心父子万一反目了怎么办，但是丈夫主动开口，吴昕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一年多经历的，一五一十告诉了丈夫。
丈夫觉得儿子的压力，和自己常年在外奔波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在和妻子半小时的交流之后，丈夫抄起电话：“儿子，我们接受你，只要你过得幸福、健康。”
作为父亲，他还有些自责：“你应该早点告诉爸爸，好让爸爸与你一起分担。”
6
何安并不是一点没有准备，在他走后，何云发现了儿子留在茶几上的一叠读物，一本《我的同志孩儿》，作者叫藕姨，年纪同何云相仿，还有一本是《认识同志》，一份印刷精美的科普册子。
何云还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两本册子读完，然而更大的疑问又冒了出来：是不是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两个孩子为什么一个早已成家生子，而另一个却是同性恋？
这个倔强的女人一定要搞清楚。带着职业的本能和好奇，何云开始在网上搜索，寻找有关同性恋的信息。
2012年11月11日，在贵阳市郊的一个公园里，聚集了上百号形形色色青年男女，外人看来这是一次普通的光棍节聚会，但是“圈里人”知道，这是贵阳当地同性恋社群组织的相亲活动。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异性恋，但我也和你们一样，因为我有一个儿子是同性恋。”何云自我介绍说。
当何云在网上检索到贵阳本地就有同性恋社群的时候，便打定了主意，她想知道，真实的同性恋个体是什么样子，究竟是自己曾经了解到的“西方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还是册子上说的“只是另一部分人的不同选择”。
等何云自我介绍完毕，这场以同性相亲为主题的聚会就沉寂下来，爆发出持久的掌声。很快有几个年轻人主动和何云交流起来，“云妈妈”的称呼传开了——原来有家长可以接纳自己同性恋子女的。
何云业已明白，同性恋只是恒古不变沉睡在历史河床里的一颗鹅卵石，然而这颗鹅卵石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在学校，要拼命掩饰，不然就会遭到欺凌；到了职场，对感情生活更是讳莫如深；最困难的还是家庭，面对成家的催促，大部分同性恋者都会隐瞒身份和异性结婚，谎言带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
何云永远也不会忘记离开聚会时，那一双双哭红的眼睛，他们都和自己儿子差不多、甚至还要年轻，却在生活面前不得不背负着各种压力。
回到家里，何云认真的思索，才明白那些孩子们的遭遇，27岁的何安也经历过，自己作为一个母亲难道就束手无策？
何云想通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通电话：“你应该早点告诉妈妈，这样你就可以少纠结、少痛苦那么多年。”
对于电话那头的还在激动得稀里糊涂的何安来说，悬在半空的内心终于落了下来。
何云又想到那些在聚会上的青年人，那一双双不安而充满期望的眼神，他们该怎么办？
7
2013年，何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召集了贵州当地的同志父母，希望能一起帮助还在困顿和挣扎中的家庭，认识和接纳自己的同性恋子女。
一开始，何云还是有些害怕，毕竟身为教育工作者30多年，走在大街上都会被人认出。
但家人的支持让她重新振作了起来。何云的妹妹对她说，“正是因为同性恋还没有被了解，才给无数家庭和个人带来无尽的痛苦，多一份理解也就意味着少一份悲剧。”
很快，越来越多的父母加入到她的队伍里来，这其中就包括吴昕和她丈夫。每次分享，吴昕都会把她一年多和儿子抗争的历程娓娓道来，自从她和丈夫接受了小新和小涛之后，两个家庭也变得更加亲密，用吴昕自己的话说，“我们家的红火，一点不输给其他异性恋家庭”。
周丽在经过各种折腾之后，依然没有怀孕。在一次分享会上，周丽一边抹去眼角的泪水一边说：“我只是担心，他以后一个人，又没有孩子，老了以后谁来照顾他？”一旁懂事的小珑不停地安慰妈妈。
周丽在现实生活里就有朋友是同性恋，在得知儿子小珑是同性恋以后，周丽很沮丧。她并不要求儿子一定要生孩子，也不怪儿子，但一次次怀孕失败，让她陷入对小珑今后生活的担忧中。
小珑那天确实是带着自己的男友回家，在跟母亲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后，并没有引发母子之间的争吵。但他偶然得知，母亲竟然因为自己，想尝试再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时候，还是被刺痛了——他本以为母亲没有反对就意味着接受了自己，却不知道背后母亲所做的牺牲。
仔细思索了一番，他开始上网搜索“同志母亲”，很快的，他搜到了何云。
听完了何云和吴昕的故事，周丽才意识到，曾经她也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担心，那些别人家庭起起落落，都不如自己家庭和睦温暖，毕竟孩子是自己的。她现在期望的，就是儿子能有一个可以相互扶持的伴侣。
2015年6月，吴昕的儿子小新和伴侣小涛在美国办理了结婚手续，两人把结婚证书用相框装裱起来，挂在他俩在上海一起购置的新房里。吴昕想的，是两人能努力工作，争取合法代孕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
而直到今年，王磊依旧只能静静地等待，出国的手续还没有办好，他什么都不能说，只能等待独自踏上异乡以后，再开始新的生活。这条路，并不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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