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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代同性恋行动者的分歧。作为中国最早的同性恋行动者，万延海希望能将行动限定在科学的规范内。当务之急，是同性恋群体去和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接触，让他们来研究自己，形成科学的证据，才能改变科学的标准，影响法律。
但对于吴振和阿强这样的新一代行动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专家的“小白鼠”，如同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同性恋平权运动般，他们希望掌握主动权。
“以前，都是通过专家，是内部的途径。同性恋群体和专家接触，取得哪些进展，在公众层面并不为人所知，我们想改变这一点。”吴振说，这也是为何，他们决定用公开诉讼的方式进行起诉。这是法律维权的方法。
无论哪一条路径，都比想象中困难。2014年5月16日，北京同志中心发布了中国同性恋扭转治疗的报告，显示超过百分之十的同性恋者有接受扭转治疗的想法，他们的抑郁程度更高，所受的压力多来自家庭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发布会上，同志中心邀请的精神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
九个月前，在第十一届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的会场，同性恋志愿者打起彩虹旗，拉出标语——“同性恋去病理化需要中国好医师”，这个灵感来自一个选秀节目，目的是拉近和专家们的距离。他们呼吁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也从疾病分类中删去，向国际标准看齐。
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神医师的注目。一位老医师认真地告诉他们，“同性恋是病，但是一种轻的精神病。”另一位中年医师则更加戏谑，他说，作为医生不可能支持他们，不然人类不就要灭绝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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