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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群奇特的存在，身前是红丝带和志愿精神的荣光，身后则是贫穷、绝望和死亡。
因为他们，阳光洒进了社会的很多隐秘角落。
草色遥看近却无
“郑会长，民间防艾组织以后有没有可能拥有自行检测HIV病毒的能力？”
12月2日下午，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陪着来访的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郑志伟聊天。
爱知行研究所是国内诸多民间防艾组织的佼佼者。他们大多从社区自发产生，由于从事工作领域的特殊性，因而很难在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根据全国艾滋病信息资源网络的统计，截至2008年4月，艾滋病领域内各类民间工作小组已经超过150个。但根据万延海的估计，民间防艾组织应该在400个左右。
双方正在合作的是比尔·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个子项目。这个项目旨在鼓励国内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主动参加HIV病毒检测。按照现有的合作机制，民间组织和政府的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分别负责动员和初步检测任务。
如果发现初检呈阳性的疑似病例，就要进一步送检到专业实验室。
万延海的希望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确认实验室只有寥寥数个，遑论技术和资金薄弱的民间防艾组织。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跟各级疾控中心合作。
但是，民间防艾组织在动员和接近艾滋病群体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艾滋病更多地依靠性和毒品等个人行为传播，隐蔽性很强，这方面单纯依靠政府很难管好”，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郑志伟评价说。
工作人员要经常深入娱乐场所、同性恋和吸毒者聚集地，分发安全套和宣传材料，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活动。
除却志愿精神和专业背景方面的考虑，社群经验才是爱知行研究所招募志愿者的首要要求。为了接近艾滋病高危人群，万延海招募了大量有特殊背景的工作人员，其中有感染者、曾经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
“有一段时间，我这里的工作人员中，汉族人比例不超过一半。更多的是维吾尔族、回族、彝族，甚至还有外国人。”万延海说。
爱知行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长期负责吸毒者群体的外展工作。一年的时间里，分别被人举报了12次和6次。举报理由是，“怀疑他们贩卖毒品。”
围绕CCM的选举斗争
据中国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沈洁透露，国家的防艾经费现在约为每年8个亿。对长期得不到政府资金支持的民间组织说，全球基金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2002年1月，联合国艾滋病特别会议推动成立一个独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全球基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防治艾滋病、肺结核与疟疾工作。从第三轮起，中国艾滋病项目开始接受资助。自中国爆发艾滋病疫情以来，这是最大的一笔资金来源。迄今为止，全球基金已经向中国提供了超过5个亿美元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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