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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嘎的选择
家的门为他打开了，迎接张军的是嘎嘎的笑脸。
“你可回来了，我都要忙死了。”嘎嘎一边说着，一边拉着张军进了书房。
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打开着，各种资料堆放了一桌子，这些都是近期他们要组织或参与的防治艾滋病的各类公益活动。活动有本市的，也有在外地的，甚至有的远在香港。一直到12月中旬，两人的活动安排已经排得满满的。
为了准备转天的艾滋病患者“脱恐”活动，张军和嘎嘎顾不上做饭，两人在一个锅里煮方便面，然后围坐在桌边一起吃了起来。“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饭生活是不会被传染的。”在很多场合，嘎嘎常用自己和张军的“亲密”举动，例如共同吃饭、同吸一支烟等来向其他人证明，艾滋病患者并不可怕，同时他希望艾滋病人能树立信心。
然而，真的能做到今天这样和一名艾滋病人和谐相处，和张军同龄的嘎嘎却走过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困境。
嘎嘎从小被家里当作女孩来养，给他穿裙子，邻居叫他小姑娘。那时他不懂事，现在想来，他觉得那段生活可能对他后来的性取向产生了影响。小时候他就有感觉，自己喜欢和男孩接触。
10多年前，嘎嘎就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做生意，应该说经济条件还算宽裕。他也曾交过女朋友，但最终都分手了，当时他也很迷惘。
直到1998年，他看了一本由性学家李银河写的《同性恋亚文化》的书，他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是个“同志”。在一个交友信息台，嘎嘎结识了他的第一个男性恋人。这个事情却被他二哥无意中知道了。家人认为他病了，一方面要给他治疗，一方面逼他赶紧结婚，不允许他和那些同性恋者来往。
为此，嘎嘎自己搬出来居住。如今，父母都已经过世了，嘎嘎一直觉得对不起两位老人，但他也无法改变自己。
在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后，嘎嘎发现很多问题，于是他和几个“同志”志愿者创办了“深蓝工作组”，开始主要在同性恋人群中做艾滋病性病预防宣传。
酒吧里当起防艾志愿者
22日上午，张军和嘎嘎早早来到“深蓝工作组”的办公地点，因为上午他们安排了三名艾滋病患者、多名志愿者以及报社记者一起座谈。
“为了保护每个艾滋病人隐私，我们在活动时从不透露谁是患者，大家都是志愿者。”虽然这样，让嘎嘎很尴尬的是，听说记者要来，艾滋病患者都被吓跑了，上午没有一个人露面。中午活动结束，志愿者们都走了，张军和嘎嘎准备回家吃饭时，三名艾滋病患者又突然出现在他们俩的面前，原来他们想偷偷回来看看情况。
没有责备，没有歧视，张军说，因为他太能体会这些人的心理，他们害怕被认出来，以后在社会上没法生存，但越是这样的心理，就越容易让他们与世隔绝，而消除这些人的恐惧心理，让他们重新融入生活，正是张军负责的救助工作。
“深蓝工作组”的志愿者们已经成了市内各大浴池、酒吧的“常客”。一位志愿者说：“我们现在已和易感人群打成一片，经常光顾同一家浴池或者酒吧的客人一见了我们就主动排队来领安全套。”
这时，一个志愿者悄悄走到张军和嘎嘎身边低声说，一个叫做某某的新感染者要见他们。
再回到小屋，嘎嘎的喜悦已一扫而光。他对张军说：“在浴池免费发放安全套时，曾见过这个人，当时他连看都没看，就直接把它扔进了垃圾箱。”
这样的情况嘎嘎以前碰到过很多，他说，那些对于艾滋病防治宣传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易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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