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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以为自己就要这样地死去了，一个人孤独地躺在那张床上，没有任何亲人好友在自己身边，因为他不敢向任何人说：“我是艾滋病患者。”
这就是张军(化名)，查出患有艾滋病时，他34岁。
三年过去了，他的HIV依然还是阳性，但他已成了民间艾滋病预防组织的重要成员，他还有了一个身体健康的恋人。“我现在敢说我就是艾滋病患者，我不但能乐观地活着，我还能做很多有益的事情，谁都无法拒绝死亡，但每个人都应该活得更有价值。”
回家
11月21日，结束了一天工作，张军匆匆离开公司，踏上北京至天津的城际快车。
虽然在北京工作，但天津才是他的“家”，因为这里有他的恋人，还有他服务的民间预防艾滋病志愿者组织“深蓝工作组”，当然还有几名艾滋病毒携带者，他正在帮助这几个病友正视艾滋病，消除心理恐惧。
列车开动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环视一下周围的人们，张军的心态显得很平静，他已经能把自己看作是旅途中的普通一员。但三年前，当他刚刚得知自己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时，他是绝不敢泰然自若地坐在这里的，那时他害怕陌生人看他，他想到的只有死亡。
2005年5月的一天，张军病了，身体乏力，皮肤上还起了很多红疹子，在几家医院治疗都不见好转，最后医生建议他去验一下HIV，就是检验是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当时觉得很可笑，医生怎么会让我去检查这个，所以并没有在意。”然而几天后的检查结果让张军惊呆了，化验单上显示他确确实实感染上了艾滋病，而他的症状说明他已经到了艾滋病的发病期。
一般艾滋病分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早期发现就是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通过验血可以早期发现治疗，而晚期发现则是在发病后就医时发现感染，一般比较严重，而张军就是属于后者。
检验结果显示，他的免疫细胞只有28，而正常人是400以上。
“当时感觉自己已到了人生末日。”张军是个东北小伙，高高的个子，长得也很英俊，自己在北京打拼了很多年，在一家服装公司做业务主管。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不能也不敢向身边的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病情。
张军第一次感到孤独，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不再被任何人接受。
用三天时间，他把所有的工作都交接了，然后辞职。他写好了给老家父母的遗书，然后把自己关在住处的房间里，很少出屋，有时候一天都躺在床上看电视，但电视里面演的是什么，他却并不知道。
张军说，那时，他的心态就是“了却一切后事然后等死。”
“如何感染上了艾滋病？”张军在痛苦地回忆，他没有输过血，但他是个男同性恋，虽然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可他却和同性发生过不安全的性行为。答案很明显，是通过性传播。
“当时后悔死了，但一切都晚了，因为我当时任何艾滋病的预防知识都不知道。”
一见钟情
“天津站到了。”列车广播打断了张军的回忆，他随着人流走出了车厢。
冬天的夜晚很冷，张军裹紧外套，一路小跑奔向公交车站，因为他还要坐40分钟的车才能回到家，而他的男性伴侣，一个身体健康的同性恋者嘎嘎正在那里等他。
12月1日是国际艾滋病日，今天晚上他们还有很多活动方案要研究。
想起嘎嘎，张军的心里泛起一丝暖意。可能很少有人理解两个男人之间的这份感情，更不可理解一个艾滋病人和一个健康人之间的同性恋情，不过张军说，他很感谢嘎嘎，这个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从2005年发现自己患病，张军经历了大约半年多封闭生活，除了到医院看病买药，他就呆在家里。一次，张军愁眉苦脸地到北京某医院买药，几个艾滋病预防的草根组织志愿者看出他是个感染者，便主动跟他搭话。
开始，张军不愿在公众场合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但几个志愿者告诉他，艾滋病患者其实可以免费领取国家提供的治疗药物，并且还有艾滋病感染者的民间关爱组织，可以帮助他治疗和生活。
这让张军喜出望外，那种想回到公众社会，想有个朋友，能说说话的愿望在他心里太迫切了。
就这样，张军参加了专门为HIV感染者开办的“摆脱艾滋病造成心理恐惧”的培训，凭着自己的暂住证，他也可以在北京免费领取治疗药物了，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开朗，而且喜欢上了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
“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能学到很多东西，树立生活信心积极治疗，另一方面能为其他病人做些公益事情，感觉很幸福，这让我感到活着的价值。”
2007年9月，在由京津两地志愿者和艾滋病感染者参加的公益活动中，张军认识了天津“深蓝工作组”的创建人嘎嘎。这是一个为同性恋等易感人群做艾滋病、性病预防的民间草根组织，而嘎嘎也是一名男同性恋。
“我们是一见钟情。”嘎嘎常在其他朋友面前这样说，但张军却不好意思，不过他们俩的确感情很好，让张军感动的是，自己是个艾滋病感染者，很多人连手都不敢和他握，但嘎嘎愿意接近他，还教会他很多和非艾滋病人接触生活的知识，使他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不但能正常生活，而且学会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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