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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同性恋社群初现端倪
1999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比这早一年，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秘密召开
接下来，艾滋病的蔓延，打破了政府与同性恋社区之间的壁垒，并最终将他们纳入到整个艾滋病防控体系当中。
1989年，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即是与多个男子有性关系的男子。另据卫生部门报告，至1996年底，北京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48%是与男人有过性交关系的男人。1998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已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约3340万人。据卫生部门公布，中国国内的携带者已达30万-40万人以上。
张北川记忆中，政府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同性恋社群，是在1998年12月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艾滋病干预措施（国际）研讨会上。他受邀做了关于Gay的发言，来自天津的童戈则在那次会议上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然而，这次会议之后，事情又基本上处于一个静止状态。
直到1999年第131届香山科学会议召开。这是由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在1993年创办的一个“研究前沿问题”的制度性会议，所谓制度性，即在香山饭店设一个常设机构。由数名中国科学院的教授负责，并记录每次会议。通过他们的侧面观察，给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形成一份报告。
张北川和来自青岛的“同性恋者”代表在会议上做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由童戈等人起草的《我们的希望与期待》提交到卫生部部长手中，这是第一份让政府承认同性恋社群在预防艾滋病中作为志愿者的文件。
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鲜为人知的是，比这早一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同性恋社群开始走进现实。1998年秋天，北京同性恋者热线秘密组织召开了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会址是在香山大觉寺内。
参与并组织了这次会议的甄理回忆说，“香山大觉寺会议的背后，是两个香港人———周华山和卢健雄的身影。”
在“万马齐喑”年代，香港始终是内地“同性恋者”遥望的“圣地”。“同志”用于称呼同性恋者正是从香港传进来的。1998年和1999年，香港同性恋社团召开的两届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已经出现了内地同性恋代表的身影。甄理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同性恋社群最为活跃。周华山和卢健雄两人功不可没。
这年秋天，周华山和卢健雄联系上“BP机同志热线”，通过热线早年铺开的网络，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同性恋者，在北京香山大觉寺召开了秘密会议，分享香港的同性恋社区发动经验。而至今活跃在同性恋社区的，有相当部分人曾参与过这次会议。
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是：此时，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酒吧、歌舞厅的出现，丰富并冲击了“点”的形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告诉记者，他和“同志”们，以约定聚会的方式，逐渐将一些酒吧占据，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同志”酒吧。比如三里屯的“CityBar”和“HalfandHalf”。
“点”之后的网络时代
“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它的末端，是每一个同性恋者”
使中国同性恋社群呼之欲出的，是互联网开始进入了这个最为古老的文明大国。
1998年8月，北京同性恋社群尚在萌芽中，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24岁的英语毕业生诺哲在网络上建立起第一个“同志”虚拟社区。此时，他已经“忍受了一年多9.6k的拨号上网网速”。
这个名叫“广州同志”（www.gztz.org）的网站，首先改变了同性恋者们躲在公园的阴暗处徘徊的习惯，它让同性恋者之间的交往，变得如此便捷，又可以真心坦露。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联系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同性恋者们”。
这也让“点”作为同性恋主要聚会地的功能开始衰退。到今天，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的“同志”来说，互联网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聚集场所。
通过网络、电子邮件和公告板，中国同性恋者可以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交流和联系。当网络进一步发展时，一个新生的同性恋群体开始出现了。
到2001年11月，万延海在北京召开“中国首届同性恋者网站和艾滋病教育研讨会”时，中国同性恋者网站数量增到了250多家。这期间的同性恋者网站为其访客提供了极为详尽的同性恋生活指导。“交友是这个社群最大的需求，也是最基本的需求，”诺哲说，网站中的交友专栏，永远是最火的栏目之一。
1999年初，一对同性恋恋人大K小K在厦门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站，并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爱情白皮书（简称爱白网）。这个网站到后来改变了中国同性恋者网站单一的形态。
起初，他们的内容类似现在的80后们热衷的博文，充斥着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即便这样，大K小K的爱情还是让旁人羡慕不已，他们那时已经通过了双方家长的认可，并住在一起。
他们很快有了自己的追随者，一年之后，两人移民加拿大，爱情白皮书交由志愿者们维系下去。
大K小K的故事，在同性恋社群里，有着神话般色彩；而爱情白皮书则开始转型，在现实空间里为同性恋社群文化和公民意识积极倡导。
“除了交友，谈情感，同性恋社群还应该有所作为，”爱白网现在的负责人冰蓝说。这个夏天，奥运会各种赛事正在进行时，他坐在冷清的人民大学校园的一套房间里，那是2005年11月成立的爱白北京“同志”图书室。在这里，存放了他们收集和整理的同志相关的图书资料和历史档案。
“青年同志是中国‘同志’运动的中坚力量，”冰蓝说，基于此，2006年成立的爱白成都青年“同志”活动中心，为成都及周边地区的青年“同志”（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提供了自我民主管理、锻炼志愿者能力和领导技巧的空间。
毫无疑问，年轻的“同志”更富有激情，一名从新疆大学退学到北京发展的拉拉（女同性恋者）白咏冰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同性恋者们组织一次公开的大型活动。
除此之外，爱白之所以有如此倡导，是因为看到了在互联网这张无形的网的背后，一张有形的同性恋社群间的组织化趋势。
冰蓝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同性恋者网站只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兴起，内地同性恋者网络组织的数量已难以估计。”
在天津，记者找到了这张网的一种组织方式。这是在一个生活气息极为浓厚的大型小区内，天津深蓝志愿者工作组协调人嘎嘎坐在一台电脑前，为记者展示了网络在同性恋社群中更为广阔的前景。他点开聊天室，屏幕上顿时被密密麻麻的头像占据了。“700多人的聊天室”，或许在现实中，召开这样的大会也罕见。
如果仅仅是想找陌生人说说话，或许跟普通聊天室没什么两样。在这个屏幕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看到主持人和演讲者在台上发言，同时，任何一个人想要发言的，镜头一切换，台下的都是你的观众了。这个聊天室从2005年开通至今，曾邀请过张北川、童戈等人同各地同性恋者互动交流。
目前，这个网络正在复制，它的开发商———DOSHOW公司营销经理林蓉告诉记者，通过与深蓝志愿者工作组合作，他们将面向全国各地的同性恋社群组织免费开放若干60人房间使用权，并视情况免费升级100/150/300人空间，以推广同性恋者NGO组织公益工作的开展。
“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把各地的同性恋组织都组织起来，形成一张大网络，”嘎嘎强调了“组织”这个词，并认为十分可行。
他说，“试想吧，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它的末端，是每一个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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