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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2014-03-03 15：39（34）
进决赛的10个人中，有一个女孩叫郑爽。一天晚上，我和文哥一起回家的时候，文哥说，“今天下午我们排练的时候，我注意到了郑爽。我看她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觉得她挺漂亮的，我上台唱歌的时候发现她也在看我。我注视着她，她不好意思地把目光移开了。”
我想，文哥又要开始一段感情了。
有一天，我爸爸给我打电话，说要带我妈去上海看病。那时候，我刚接到我报考的学校招生办老师的电话，说我的调档函已经寄出，让我注意查收，按时把档案寄到学校。但我妈妈的病不能拖，我决定陪他们一起去上海，于是我订了三张机票，敲定了行程。
文哥知道我要走了之后，直说，“哎，你要走了。”
我说，“看完病就回来。”
我让他帮我查收一下我的调档函，他一口答应下来，并且说道，“要是你的调档函真的到了，我去你们县里帮你把档案提出来，再寄到你们学校去。”
我想，那挺麻烦的，你人生地不熟，说不定要碰多少钉子呢，就说，“那太麻烦了，你帮我收信就行，我自己回来办这件事。”
我爸爸和我妈妈从我们县里赶到我市里，住我表姐家，并让我当天下午也过去，第二天一早飞往上海。那天上午，我还和文哥一起在图书馆写他的论文，中午吃饭的时候，文哥说，“中午请你吃牛排吧？”
我说，“干嘛？”
他说，“你要走了，给你送行啊。”他很体贴地要帮我我背我的电脑，我没干，我也不想去吃牛排，我不想我在他心目中的分量那么重，我不想从他的举动中获得那种难舍难分的自我欺骗的假象。在关键时刻，我一向很理智。
“吃啥牛排啊？就去吃小炒吧，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情绪表现得平稳。
第二天我和父母飞往上海，又回到了那个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们这次是去一个有名的中医看病，就住在他的诊所的旁边的一个小宾馆里。
才下了飞机，文哥就拨来电话，问我到了上海没有？
我父母还不知道我生活中有文哥这个朋友，我语调平稳毫无情感色彩的说，“到了，都挺好的。”
文哥在这种时候，总有些尴尬，我能感觉到，他觉得他是厚着脸皮来关心我吧，我总是若无其事地接受他的关心，然后只等待他的发问，让他难以把通话进行下去。我想以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平淡来回绝他的热情，他应该会感到纳闷，即使是作为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也太不领情，太不近人情了吧？他怎么会知道，我也不想给他泼冷水，我也在抑制自己的情感，他早已在我心中种下情种，只是我的世界冰天雪地，我控制自己不给自己的情感世界一缕春风，我害怕“春风吹又生”的周而复始，我也害怕把文哥拉下水。他是直男，他曾经告诉我，他以后要生三个孩子；他是直男，他很孝顺他妈妈，他妈妈对我也很好，我不能让阿姨下半生的生活看不到希望；他是直男，他把我当兄弟而已，我不能自编自导自演太长的苦情剧。
在上海的接近一周的时间里，文哥几乎每天都给我打个电话，我接到他的电话既开心又矛盾，从他对我的种种关切中我难以判断他对我究竟意欲何为。
文哥说：“小臻，我今天去找老师学唱歌了……”
“我今天在网上学了一种新的唱高音的方法，我唱给你听啊……”
“今天晚上我约郑爽去运动场跑步了。”我心里一惊。“她问我有没有电子琴，能不能借她用一下。我说有。其实我没有，我打算买一个，借给她用。”定情信物吗？我像个旧社会里的心胸狭隘的农村正房地主老婆一样思考。
“小臻，你帮我写写我的比赛的自我介绍的串词，我不会写……”
…… ……
他依旧用电话操控着我的情绪，我的生活，我的世界。身离十万八千里，我的思绪里还是充斥着他的影子，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一切。
我的调档函终于到了，学校寄的挂号信，我接到了邮递员的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文哥，让他帮我签收一下。同时，在上海那边，我看我爸爸一个人主顾我妈足矣，我留在那儿不过是多了一个人的开销而已，我就决定先回家乡，办理我的调档函的事情。
（35）
我让文哥帮我订了机票，不算贵，晚上十点到家乡的机场。文哥说，“我去机场接你吧。下午我们拍完比赛的花絮，晚上我可以去机场接你。”
那时候我纯纯地想，非亲非故的，去接机，有点暧昧，就说，“你们拍那个花絮太累了，你别去了，我又不是不知道怎么走。”
文哥真没去接机。
临去上海前我把我住的房子的钥匙给了文哥，那儿离他的实验室近，让他中午睡在我那儿，不要去实验室趴着睡，那样睡不好。
其实之前文哥也去我那儿睡过几次，每次都是他睡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上网。第一次，他说，“我就躺一会儿。”结果他一睡就睡到近三点，我没忍心叫醒他。那时候天气还不算太热，需要穿两件，他和衣睡下，没盖被子。睡着睡着，他干脆盖上被子继续休眠，甚至还有微弱的鼾声。睡到三点，他好像是突然惊醒，问我几点了。我说三点。他揉了揉眼睛，用朦胧的腔调说，“我发现你的枕头比我家的枕头睡着舒服。”我不想顺着他的话和他开玩笑搞点小暧昧，只是呵呵一笑。有了第一次，就会有后续，每次午睡前，文哥都叫我什么时候叫醒他，他真的很容易入睡。我在陌生的环境里绝对睡不着，这也说明，文哥内心坦荡，我心怀鬼胎，我那是自作自受。文哥被我叫醒后，还要继续眯一会儿，然后毅然决然地翻身起来去洗把脸，我会送他出门，到电梯口，他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我下了飞机，给我爸爸报了信，又给文哥电话，问他在哪儿。他说在我家。他总是把一个人暂时居住的地方称作“家”。我坐地铁回到学校，一别一周有余，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没有变化。我到了门外，给文哥电话，让他给我开门。他开了门，看到我，开心地笑了。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他说刚才他躺在我床上眯了一会。
“走，出去吃烧烤。”文哥说。
我们来到后门烧烤店，点了烧烤和2瓶啤酒，然后我去付钱，文哥拦着不让我付。一个星期没见，文哥没有给我一点陌生的感觉，我们聊着我妈这次去上海看病的事，聊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一直聊到晚上一点多。要走的时候，天空洒下雨来，不大，我要我送你回去，文哥不让，让我直接回家，我还是把他送到了天桥那儿再折回家。
看着文哥在夜色中双手插在裤兜里，形单影只地回家去，我多希望我能是那个时刻陪伴在他左右的人，消除他的孤独，给他的心灵一点依靠。我多希望，文哥能让我今晚去他家睡，陪他聊天，第二天早上叫他起床，把他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更希望，我能有文哥叫我去他家我就立马兴奋地答应的勇气，而不是给文哥泼冷水，用礼节在我和他之间竖起一道冰冷的墙。不过，这些只是希望，不会实现，连老天也觉察到我内心的悲哀，为我流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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