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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保忠撇着嘴：嗯，比较牛逼。
我笑了：傻小子，我们通常不说比较牛逼。
保忠抢着说：我知道，是相当牛逼。
我笑出了声，忍不住搂了一下他的肩膀：其实都是装的。
突然我们都卡了壳一样，沉默了下来。车窗外，灯火辉煌，街边，树下，迎面扑过来的，那些夜晚的人群，来不及看仔细，就，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保忠说道：你们以前是很熟的朋友吗。
我的眼睛一下子湿了：非常熟。
二十八
家里的窗子没关，桌面上的东西吹了一地。收拾完，坐下来，开了瓶酒，一口一口地喝。正喝着，保忠打过电话来告别。他第二天就回去了。他问我在干嘛。我告诉他我在喝酒。保忠问我要不要他过来陪我一起喝。我说算了，今晚我想一个人喝点酒，想点事儿。
酒越喝越浓，我打开陪我走南闯北的行李箱，那是我家里唯一上锁的东西。
箱子的口袋里有封信，三年前老廖走前留下的那张字条。廖廖几行，过目不忘。
宝宝，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去哪？你应该猜得出来，我去上海了。
既然决定，有多挣扎我就不说了。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没有当面跟你道别，不是怕你骂我，我知道你这人太骄傲。骂我，留我都不是你会做的事。但是不管怎样，我都怕看见你的眼神就走不了了。
我一直特为你骄傲，你不知道多少次我都是强忍住才没告诉我的朋友们我有个多棒的男友。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总是想等我也再棒那么一点再说吧。你应该觉得出来，和你在一起，我有压力。
宝宝，我走了，这一年太多不顺，我想换个环境。男人的那点自尊和抱负我想你也都明白。虽然我这次走得像个懦夫。
记得我们刚认识的第一个新年，我说过你小子将来肯定比我混得好将来真有这么一天你可别忘了我。
这话我没忘，但是你要是能忘就忘了吧。
我把字条攥在手里，出了家门，电梯的镜子里我能看见自己的脸已经红得像个猪肝。
我直接打车到了老廖的餐厅，在厨房里我找到了老廖。
我指着他的鼻子：你他妈给我出来。
老廖旁边的几个胖厨子拿着刀就围上来。
老廖拦住他们：没事，我北京的哥们。
老廖在前面带路，刚拐到人少的巷口，我一脚就踹在老廖的后腿上，老廖一下就倒在地上。他站起来，脸红红地，一个巴掌拍过来，我一闪，重重地打到我的头上。
你丫疯了。憋了半天，他说出句话来。
我把口袋里的那封信掏出来，摔倒老廖的脸上：
老子以前疯过，现在老子他妈的好了。
说完我头也不会地往前走，老廖跟在后面，我拦了辆出租车坐进去。正要告诉司机去哪里。门被打开了，老廖把我从车里拉了出来。老廖的劲很大，我没站稳，整个人摔在马路上，立刻一阵钻心的疼痛传了过来。
看下去，血已经洇了出来。把裤子卷起来，我的腿磕在马路牙子上，裂开了很大的一个口子，肉也翻了上来。
我看了伤口，倒不觉得那么疼了，只是全身是汗。老廖把T恤脱下来，我没拦住。老廖用T恤把伤口给包扎好，扶我上了车。
我靠在他的身上，尽量想把腿放平，老廖想要坐到前面去，我按住了他。他轻轻地搂着我，我的头靠在他的下巴上。他的脸上湿湿的，能听得见他粗重的呼吸。
在医院缝了几针，并无大碍。老廖送我回家。
你的脾气真是见长。在车里，老廖调侃着我。
我动了动脖子：喝点酒就是爷们。
老廖拍了拍我的脸：本来你就是个小爷们阿，你还是那样，一点都没变。
我抽了口气，鼻腔里全是委屈的味道。
老廖接着说：这下可好了，让我给破相了。
他伏下头：你怨我吗？
我仰头问道：你怨过我吗？
老廖看着我：想过要怨你，他的眼里慢慢蓄起了泪水：可是我对你，就是怨不起来。
二十九
那年的春天有点不同寻常，老廖回来了，这次是真的。我退了房子，搬到老廖那里。那是在衡山路上的一个翻新的老公寓。有个很大的露台。挺好的一个房子，但是被老廖住的十分邋遢。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打扫。光是露台上的烟头就扫出一堆。
那时我们都觉得自己有了点钱，可以舒服点了。每个周末我们都乐此不疲地逛家居店。虽然以前住得邋遢，但是老廖其实眼光一流，本来我还以为买这些东西要靠我了。其实家里的布置还大多是他的主意。一是因为他眼光还不错，二来他还是那么固执，我也乐于如此。最后我就提了一点意见，我说咱家里酷是酷，就是有点冷，应该加点GAY的味道。老廖非常同意。最后的结果，我们把家里的灯都换成了紫色的灯罩。
春天快完的时候，有一个词开始频繁的出现——非典。开始是网上的传言，慢慢地有真实的消息传来，我和老廖的父母住的地方离那几个部队大医院都很近。利用周末，我们都回了趟北京。父母还好。虽然担心，但是当时还没到后来那么严重的地步。
等我们回到上海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居委会在我们楼门口贴了个告示，所有从病原区来的人，必须到居委会报道，而且还要隔离至少15天。我们老老实实地去报到。结果就是我们被要求隔离。我问了公司，公司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让我暂时在家里上班，过了一天，正式的政策出来了，我，作为一个从疫区里回来的雇员，被建议在家工作，12天以后回公司上班。
这让我们一下子就在社区里出了名。大家都在议论着楼里住着两兄弟。刚从疫区回来。虽然没有防疫的人上来消毒。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不引起大家的恐慌。我们开始的两天真是闭门不出。但是老廖的餐厅里有几十号人要操心呢。所以后来每天天不亮，趁人少，他溜出去上班，晚上天黑了再悄悄溜回来。我们都笑说，非典有没有现在还看不出来。但这贼是做得越来越像了。
邻居们都是上了年纪的好心人，每天都有人帮我们把菜肉放在门口。其实也不用我做，老廖每天都从餐厅拿回一大堆好吃的。我的脸很快就成了圆圆的熊猫脸。我有点沮丧，非常自卑。老廖一直说我要是再壮点就好了，但是连他都开始觉得我有点胖过了。所以离卫生当局的要求还有一周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晚上非常没有公德地出来遛达了。
大街上的人很少，我不想做公车，反正离餐厅也不远，我就走路去餐厅接老廖。餐厅里一个客人都没有。因为老廖的餐厅有一半的生意是外国人，现在都走了，其实即使他们不走，本地人也很少会出来吃饭了。
隔着窗子，看见老廖正在跟手下的人讲话。我知道他们大部分都会放假回家了。只留了几个人，但是店是绝对不能关的，人再少也得撑着。
我们不知道这阵风会什么时候过去，但是也并没有过分担心。房东同意这个月减点房租。这几年餐厅生意不错，压力并不算大。反而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休息休息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在北京的父母现在都没人照顾，我父母还年轻，问题不大，但是老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这段时间必须得有人在身边。我们和老廖妹妹商量了一下，这边就由他妹妹打理，老廖回北京去照顾父母。因为我工作暂时还离不开。这样一来老廖也可以去照顾一下我的父母。
三十
我们的决定是对的，北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电视里每天都是揪心的发病数字。人在外地，简直觉得北京要完了。
每天老廖都会在电话里报个平安，告诉我们实际情况还好。周围只有研究院的一个离休的老干部被隔离了。老廖那段时间是两头跑，每隔一天都会给我父母送给养。我父母电话里告诉我老廖怕自己从外面带病毒，每次都是把东西放在门口就走，我父母怎么让都不进屋。他们都特别喜欢老廖，每次都夸个不停。
那真是一段特殊而难忘的日子，那时候公司的业务很多都停顿了，十分清闲，下了班，我就去餐厅，我到了就和老廖妹妹夫妇一起在餐厅吃点东西。每天餐厅也早早地打烊。关了门，我和老廖妹妹夫妇都是比较没心肝的人，除了不去看电影，基本上平常该干啥还是在干啥。
虽然老廖总是告诉我们实际情况不是传说到那样，但是人在外地，消息总是辗转而来。就变得越发的坏。再加上我们基本上不能说话，有人一听见我们的口音，脸色马上就变了。好像北京人都成了病毒携带者。我们再也呆不下去了，无论如何也要回家看看。
老廖来接的我们，把他妹妹送到门口，老廖就跟我回了家。我妈一看见我就哭了。我也跟着哭了。再回头，看见老廖的眼睛也红了。大家又全都笑了。我爸做了一桌子好吃的。我们四个人高高兴兴地像过年一样。大家都喝了不少，最后老廖摇摇晃晃地出了门，在路上，老廖放声地唱着小曲，调走得一塌糊涂。
我看着他高兴的样子，真的开始相信，我们差不多可以做一对正常的爱人了，我们也许会有接受我们的亲友，这感情应该相当完整，不但恩泽相爱的两个人，也能惠及亲人。我知道这一次，我不会再让幸福遛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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