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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不再隐秘的同性恋生活
一星期之后。2月21日晚上，在雍和宫附近的一家酒吧，上述参加情人节活动的几位主角又聚会在一起。他们回味着情人节发生的一幕，心情很愉快。
“这次活动的反响有些出人意料。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在轻柔的音乐背景中，小闲说，“之前北京的拉拉都是以一种圈子的形式存在和活动，这是第一次走上街头，通过同性恋婚姻的形式，展示我们的存在。”
服务员和顾客在身边进进出出，她们高谈阔论，并不忌讳自己的身份。小闲比其他人略大。在她印象中，就在10年前，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同性恋取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35岁的章义是温州人，他的经历几乎是一代同性恋者痛苦挣扎的缩影。他回忆说，上中学的时候，喜欢上了身边的男同学。当时他生活的小镇连电脑都没听说过，自己也无法对这种行为作出解释。后来在县城的书店里，他看到一本医学书上有一小段话说，同性恋是变态的，滥交容易得艾滋病。这让章义产生了巨大的恐慌。他想自己肯定没得艾滋病，但变态是无疑的了。“于是不想活了，还曾经自杀。我不断问自己，我怎么这么变态？”
直到1993年章义来到北京工作，认识了很多人，对同性恋才有了更多的了解。“不要害怕自己是同性恋。”如今章义是一个公开的男同性恋者，他告诉了自己的家人，尽管家人对他的性取向仍然不理解。“我爱我的家人，觉得应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爱。”
“若干年后的今天，我才懂得，我们应该活出真实的自己。很庆幸，我走出来了。”章义说。
比起他们俩，更年轻一些的辛迪和小寒，她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几乎没有遇到障碍。她们坐在灯光柔和的沙发上，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27岁的辛迪来自四川，装扮精致，有几分神秘感。她之前曾经交往过一个男友，但是当遇到后来的女友时，她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于是陷入情网。她并不忌讳谈论两人的性关系。她干脆地说:“当然有性的因素！女性的温柔和细腻，带给我男性无法给予的性的信息。”
在媒体工作的她很自信地说:“我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她们找异性恋的男友甚至比我更难，她们要考虑经济条件、家庭，而不仅仅为感情，很多因为父母反对，就没有办法走到一起。相比而言，同性恋不会考虑这么多，我们感性的成分更大一些，更单纯。”
24岁的小寒现在北京一所大学读四年级。她的身上有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开朗。“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是同性恋而苦恼过。”她的故事简单轻松，没有前辈的沉重。
在12岁青春萌动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被女孩吸引，“那时我还没有同性恋的概念。”小寒说，她当时想找一个词给自己做一个定义，在英文词典中发现了“gay”，她写在纸条上告诉了自己喜欢的女孩，试探对方，结果那个女孩很欣喜地告诉她，“gay”是幸福快乐的意思。此后她们俩就在一起了。
大家被小寒的故事所吸引。现在，小寒和伴侣也讨论过婚姻的可能。“目前我们都以学业为重。将来也许会去国外结婚，比如加拿大或者荷兰这些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国家。但是将来会怎样？谁知道呢？”
同性恋婚姻是必需的吗？这种问题多少冒犯了她们。
“当然。是很必需的。”小闲用肯定的语气说。她曾经看到，同性恋者遇到车祸，同居伴侣没有权利索要遗物；手术需要直系亲属签字，而作为同性伴侣却无能为力。财产继承、收养子女问题，显然在婚姻框架内才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许多同性恋者在感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他们会在同性恋的圈子里举办婚礼。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婚礼在圈子里举行。这种婚姻被称为“社区婚礼”。在她们看来，这是和异性恋平等的一个标志。“这等于宣布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我爱这个人，我们想要一辈子在一起。”小闲说。
“今年情人节，上海和广州就各有一对拉拉结婚。”sam介绍。她还记得，2006年曾经在酒吧参加过一对拉拉的婚礼，酒吧里挂着新人的婚纱照片。现场程序和普通婚礼无异，新人发放喜糖，接受家人和朋友的祝福。
隔天，北京著名的同性恋导演崔子恩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没办法。中国人结婚的想法太强了。他不像西方人，对婚姻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态度，中国人有十分强烈的渴求，都很喜欢婚姻。尽管很多人在离婚，但是更多的人还是喜欢结婚。”崔子恩说，“从这个角度讲，同性婚姻合法化是非常强烈和现实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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