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观点》栏目请国内著名性学专家李银河、潘绥名、张北川等就同性恋与同性婚姻问题进行了讨论，专家认为，同性恋是与异性恋一样的情感方式，公众应该给予足够宽容与理解。

　　青岛大学医学院性医学专家张北川说，同性恋爱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只是性取向不同而已，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病态，也不会对他人，对社会产生危害。但大多数人还是不能理解，心存偏见甚至歧视，因此给同性恋爱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据调查，有33.9％的同性爱者有过自杀的念头。“同性爱就象人有左撇子一样，很正常，如果非要把左撇子改过来，是不合道理的。”这位出版过《同性爱》的老人说。

　　专家们普遍认为目前关于“同性恋者是爱滋病传染的高危人群”，并对他们避而远之是一种偏见和歧视，是不公正的态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名说：“不能因为有同性恋者感染了爱滋病，就认为全是同性恋的罪过。我们可以反过来推理：得了癌症的人都喝水了，但喝水就会得癌症吗？生病的人都呼吸空气，那么呼吸空气都会生病吗？这是连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目前西方国家的同性恋者感染的比例也有所下降。”关键在于，无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应该关注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生命负责任。

　　专家们认为减少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的传播最迫切的办法是给予同性恋者与同性恋者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同性婚姻无可厚非，人们的不认同主要和大众的偏见，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关，但用不了多久，肯定会改变的。”张北川教授举了一个他所了解到的例子：一对同性恋人至今已经结婚了18年，当时他们是用自制的结婚证书，只有他们夫妻两人参加的婚礼，但生活得很幸福，现在他已经48岁。

　　潘绥名教授说：“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同性婚姻，他们(同性恋者)谁也不危害，又符合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只会有好处。人们反对，只是头脑中的一种偏见。”

　　然而，事实是，迫于社会压力，一般的男同性恋者可能有多个性伙伴，但大都希望有固定的，目前已经有90％以上的同性恋(倾向)者进入异性婚姻状态。但他们大多不会很幸福，尤其受伤害的是他们的妻子。

　　李银河女士指出，减少这种悲剧的根本之策在于中国同性婚合法化。“1，我国的舆论导向应该和国际接轨。同性爱者是拥有所以权利的合法公民，应该受到尊重。和西方国家法律相比，我国无歧视法，这是比较先进的，但还没有反歧视法，应该健全。2，我国古代性文化，道德标准对同性爱一直是宽容的，但文化传统中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传宗接代的等观念给同性爱者造成很大压力。”李说。

　　据专家测算，同性恋者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3％-6％，这个比例不因国别、文化、信仰等不同有区别。按照这个比例，中国有超过4000万人的同性恋者，受其影响的人群最低达到一亿。

　　有关中国同性婚姻提案的两会情况，敬请关注本网最新报道。

　　附：中国同性婚姻提案全文

　　建议在修改《婚姻法》时增加关于同性婚姻的条款，或设立独立的法规，准许同性婚姻。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现行法律，同性恋不违反中国法律，同性恋者是具有各项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性恋者当中有人有结婚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与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没有冲突，应该得到承认。

　　第二，鉴于同性恋者属于少数族群，许多国家已设立反歧视的保护性法律。目前西方许多国家已陆续承认了同性婚姻，较早的有澳大利亚及北欧国家，美国的一些州，较晚的有法国和德国。如果我国能够允许同性婚姻，将属于保护少数族群利益、反对歧视的立法，在人权方面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也可以此证明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取得与西方一些国家在人权方面斗争的优势。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天主教国家，在关于同性恋的立法上受到宗教方面的压力，要想通过保护此类少数族群利益的立法十分艰难；而中国古文化对于同性恋并不太歧视，这是我们在人权方面可以得分的一个有利背景，应善加利用。一旦中国立法保护同性婚姻，将成为我国保障人权的一个有利证据，使仅仅允许同性恋进入军队服役的美国相形见绌。

　　第三，由于同性恋者的关系没有婚姻形式加以束缚和保障，容易造成一部分同性恋者交友随意，增加性病传播的可能性。而承认同性婚姻则可以使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建立和保持长期关系，减少短期关系，从而减少性病传播的可能性。

　　第四，我国有保护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利益方面的成功经验，如在保护少数民族利益、保护妇女儿童利益方面都属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于同性恋这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群的保护将使我国的形象更为开明、进步，造成一种各社会群体之间更为宽容、和谐的气氛，有利于国家的形象和社会的稳定，免于出现西方社会中同性恋不断游行示威、与主流社会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局面，而和谐、宽容的做法也与中国文化中崇尚和平、和谐的精神合拍。

　　总之，中国允许同性婚姻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以及同性恋这个少数族群的利益，特提出此提案，希望全国人大能够予以批准。(李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