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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的同性恋者
借助青岛的"同志热线"及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的支持,记者对同性恋这个特殊人群有了一个初步认识。
在青岛的"同志热线"中,每天都会接到不少同性恋者的倾诉电话;在专为同性恋者制作的"朋友"网站上,也有大量的邮件等待回复;通过邮局寄来的同性恋者的信件已有上万封。这是记者在采访张北川教授时所看到的。从中,记者也感受到同性恋这个"水面之下"人群的真实存在。记 者约见了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同性恋者,他们看上去都那么温文尔雅,丝毫没有让人敬而远之的感觉。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有被伤害的感觉,他们常年生活在孤独与压抑中,都迫切希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记者在采访中也深切感受到他们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不得不进行"地下活动"的痛苦。黄先生是一位中学教师,今年30多岁,未婚,是一名热心的同性恋志愿者。他说,他是在初中阶段开始对男孩子感兴趣的,高中时从杂志上偶尔看到有关同性恋的文章,就把自己跟同性恋这个词对号入座了。在大学期间,他有了正式的恋爱,是跟另一个学校的一名男大学生,但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他是个独生子,工作后家里人常催促结婚,他便以房子等理由加以推辞。后来,母亲知道后哭了。在情感方面他常感到很孤独,没有寄托。他说:"我们这个人群生活在水平面之下,别人不可能走近了解我们内心深处,感受我们的思想压力。这种心理负担来自社会的不宽容,来自传统的婚姻观念: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据张北川调查,33.9%的同性恋者有过自杀念头,13.7%的同性恋者有过自杀行为。男同性恋者性伴一般有6人左右,而74.5%的同性恋者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同性伴侣。青岛市卫生局副局长胡义瑛说:"因同性恋人群很难融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就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及不健康的行为,甚至产生对社会的抵触情绪,其不健康的性行为很容易带来性传播疾病,甚至是艾滋病,对公共卫生带来挑战。"
已婚同性恋者生存状态不容乐观
有关调查表明,一些男同性恋者因不洁性行为成为艾滋病毒易感人群,而已婚同性恋者往往会给他所在的家庭带来不幸。
受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一些同性恋者被迫步入异性婚姻殿堂,然而这种婚姻注定是一个悲剧。一位40多岁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同性恋者,他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然而他不幸的婚姻却让他十分悲观。他说:"为了父母也为了自己的前途我结了婚,妻子人挺好,可是婚后好几年和妻子无法进行正常的性生活。后来勉强可以,有了小女儿。在外人看来我有美满的家庭,可在我内心深处仍感到异常的孤独、压抑。我害怕给家庭、自己的前途带来伤害,不敢交固定朋友。感觉活着真累,还不如死了算了。"而他仅仅是无数已婚同性恋者中的一位。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主任张北川教授说,世界各国同性恋人群中男女比例基本为2:1,我国同性恋者中男同性恋者约1/3已婚,未婚者中大部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这是一个令人悲观的群体。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已婚男同性恋者会增加艾滋病传播。1989年在我国最早发现的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是男同性恋者。据1996年一项调查,北京艾滋病感染者中有48%是男同性接触者。1998年调查发现,在已监测过的男同性接触者中,2.5%已感染了艾滋病,这一数字在2001年已高达5.9%。
给同性恋者更多一点爱
我国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张北川教授说,称"同性恋"为"同性爱",更容易为同性恋者所接受。在采访中,一些同性恋者也认同这一说法。
相对于事实上已经被污名化的"同性恋"一词而言,提倡同性恋者更要有爱的"同性爱"一词更容易让人接受。张北川教授指出,在经过百余年的科学研究后,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确认,同性恋是属于少数人的自然现象,并不再将其列为心理障碍(即变态)。国际上大量调查表明,不同国家、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恒定比例的人口是同性恋者,通常占人口的2%-5%。国内外其他有关专家认为:同性恋与道德无关。
张北川说:同性恋与耻辱无关。人类文明正在朝向或必然朝向全社会对同性爱人群宽容、尊重和接纳的方向发展。在我国,同性爱者同样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如果缺乏对这个群体的客观认识,将会影响我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进程。提倡"同性爱",也是在提倡一种更加健康的同性生活方式,有利于预防艾滋病。记者所采访的同性恋者都急切盼望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们呼吁社会能客观地认识这个人群的存在,给予同性恋者最起码的尊重。同时,他们希望媒体能与专家联合起来发出科学的声音,否则即使《婚姻法》规定同性恋者可以结婚,少了社会理解的土壤也是不行的。
因同性恋问题直接对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构成威胁,青岛市卫生局副局长胡义瑛、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张北川等人建议,国家应采取措施加强对同性恋这一特殊人群的研究与调查,积极开展男同性恋社区艾滋病防治工作,把同性恋问题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首先,要在国家对各级卫生医疗部门领导的防治艾滋病相关文件、报告中,列入有关同性恋的内容,明确对同性恋群体和相关工作的科学认识,提高重视程度。
其次,国家要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加强专业技术队伍的建设,以保证对同性恋人群的调查与管理。胡义瑛说:"目前全国真正搞艾滋病防治的专业人员不是很多,搞同性恋研究的更是不多。青岛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公共卫生人员只有37人,市财政每年安排有10万元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张北川建议在疾病控制中心等部门的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资金中,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同性恋问题的工作。
三要大幅度提高大城市和开放性城市的相关工作力度,"摸底"了解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流行状况。明确肯定同性恋志愿者参与防治艾滋病工作的重大意义,制定和落实对志愿者的支持、鼓励和保护性措施。在有条件的地方,尽早建立志愿者组成的艾滋病宣教小组,成立以同性恋者为主体并有卫生专家参与的群众组织,与疾病控制部门合作在社区内开展工作。
四要充分吸纳同性恋社区代表参与各项有关同性恋问题的规划工作,让同性恋社区代表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如,在疾病控制中心系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和干预部门,要有同性恋社区代表参与讨论有关规划制定;投资建立专门针对同性恋社区的艾滋病防治网站,网站工作人员应有同性恋者参与,并与健康的同性恋网站相链接,使这一人群在了解防治艾滋病信息的同时,也体现国家对这一群体的关心。
五要由国家级机构带头,定期召开相关研讨会,尽早确立适合这一人群的制度性工作方法与宣教方法,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给予同性恋人群应有的理解与宽容。
《朋友》:针对同性恋人群的读物
目前,一本双月刊的32开近80页的《朋友》通讯,正通过邮寄的方式,悄悄地影响着成千上万的同性恋人群,对他们进行健康生活教育。
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从1989年开始关注和研究与艾滋病性病流行密切相关的同性恋现象。在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的资助下,他创办的《朋友》通讯,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针对同性恋特殊人群的健康教育读物。记者注意到,这本小册子被作为一个"健康干预项目",其宗旨是"弘扬科学、促进健康、倡导爱心、共建文明"。他同时还创办了"朋友"网站:Http://friend.qseol.com.cn。
《朋友》通讯每期印制1万份,由全国30多个志愿者协助负责分发,其中有1300多份发给了学术人员及媒体。《朋友》通讯提供了一些有关同性恋健康教育信息,很受同性恋者欢迎。张北川教授的这一工作也得到了来自社会的支持。目前,来自国内的资助多是一些同性恋者,也有医生同行,少的邮资10元,多的上万元。目前,在哈尔滨、重庆、大连等8个城市都创办有"同志热线",并有同性恋志愿者帮助发放《朋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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