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当我刚刚涉足到同性爱这个圈子时，当时所在城市还没有以同性爱者为主要顾客的酒吧和舞厅，但几个公园和浴池是圈内众所周知的聚会场所，那里的热闹场景令一些从国外归来的同性爱者也深感震惊。后来随着酒吧和舞厅等场所的出现，公园和浴池就冷清了很多。

同性爱者光顾渔场，归根结底是基于沟通的需求，而这番沟通并不局限于寻找性夥伴。这番物以类聚的道理，也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相似相吸”，即具有相同背景的人容易凑在一起，而这种相凑并不一定需要以对对方的生活习惯和个性进行全面的考察为前提。比如在海外的中国人，看到同一学校或公司里的其他中国人，即使双方从未说话，也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亲近感，这种亲近感是基于共同的语言背景和文化习惯所促成的。同样，公园里晨练的老人，旅途中偶遇同乡，在以男性为主的公司中工作的几名女性，两位同时怀孕的同事，等等，都会因为共同点的存在而产生交流的需要，同时也具备了交流的条件，而这种愿望的产生无需别人的说教或点拨。同样，同性爱者由于相同的性倾向而会产生相互交流的条件和需求。当两男在渔场里四目相视时，即使默然无语，也开始了一番沟通，而这种心灵感应并非与家人或者普通朋友的交流所能够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求同性爱者回避渔场，就好像要求海外的中国人回避华人社交圈，或者要求一些老年人停止清晨在公园里练操，实属难上加难。

同性爱者之间的交流并不仅仅局限于性行为，还表现在其它社会行为上。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一些同性爱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圈子，除了对亲戚和一般朋友做一些必要的应酬外，他们的业余生活和社交生活基本上绕着圈内朋友，平时购物由圈内朋友出谋划策，外出旅游也通常和同类人结伴而行。这些交往不一定涉及到性行为的发生，只是同性爱者之间觉得没有隔阂，不用再戴假面具，比如两名男同性爱者一起观看体操或跳水比赛，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男运动员发出赞美或爱慕之词，聚在一起时也会谈谈喜爱的男明星，等等，而这番无拘无束在其它环境下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制约，从而造成了身心压抑。与其他同性爱者交流时所感受到的放松和惬意，并非父母的慈爱或者异性情人或配偶的关爱所能够代替。一些同性爱者结婚后，仍然会背着妻子与其他同性爱者保持会面，就是出于交流的渴望。

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同性爱者的圈子和宗教团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有着根本区别。比如拿宗教团体而言，入教需要经过他人授经和自身接受的过程，即通过“洗脑”来改变自己的世界观，而世界观并非与生俱来，确实可以被改变的。就法轮功事件来说，世上没有天生的法轮功信徒，但一人一旦成为法轮功信徒，就必须以抛弃很多原先所拥有的道德和做人原则为前提。然而，对于同性爱者来说，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性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并没有接受任何人的教唆，但长大后仍会自然地受到同性的吸引，诚如绝大多数人受到异性吸引一样自然。在国外，一些反对同性爱的保守势力往往指责同性爱组织“教唆”青少年成为同性爱，实则暴露了对同性爱的无知。身为同性爱者，很多人都深刻地体会到，假如你不是同性爱，那么想变也不成；假如你是同性爱者，那么即使结婚生子，你仍然无法消除对同性的兴趣。同性爱作为少数人基本本性的一方面，并不会随着环境的压制而改变。已经有调查数据表明，同性爱者的人数并不会因为随着社会环境的宽松而增多，也不会随着压制或者打压而减少。

认识到以上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针对同性爱者，应该对其性倾向的本质作一番切实了解后，再做出相应的决策，而不能将他们与非法社会团体一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简单化的处理甚至试图取缔。退一万步讲，同性爱者在性倾向方面的最终极表现无非就是发生同性性行为和结交同性生活伴侣──说到底，这是一种生活愿望的简单诉求，并非洪水猛兽。即使要对此加以管理和稳定，也应该从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同性爱公开化等处着手，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采取关闭酒吧等打压性政策。

在对同性爱缺乏了解而采取简单化的政策，反而会导致一些负面的社会效应，比如关闭酒吧就等于将同性爱顾客驱往公园等露天渔场（因为你总不可能将公园关闭吧）。出于交流的渴望，一些同性爱者可以恋恋不舍地在公园和浴池里呆上一天半天，从而过度地占用了公共资源，甚至可能发生猥亵或抢劫等行为，以至加重了治安部门的负担。与公园和浴池等地相比，同性爱酒吧和舞厅为同性爱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比较规范的场所。一些平时无法向别人谈及自己内心感受的同性爱者，将酒吧当作散心的场所，因为他们在那里无需伪装，即使没有和任何人搭话，也会感觉到一番沟通，回家时心理也舒坦了一些。可以说，去酒吧是保持他们心理健康的重要方法。

几个月之前，一位香港朋友来访时，惊异于内地同性爱酒吧里的MB数量之多，长相年轻俊俏的他也几番被当作了MB，令他哭笑不得。在同性爱刚刚浮出水面的二十世纪初，露天渔场、卖淫和同性爱酒吧频受打击曾是欧美社会里的普遍现像。时至今日，虽然同性爱者仍然承受着一些程度的社会歧视，但针对同性爱者的法律制裁已经基本绝迹（注），同性爱酒吧可以和其它社交场所一样在媒体登载广告，酒吧也积极配合志愿者开展艾滋病防控信息的散布，同性爱报刊上也常规性地宣传安全性行为。而在酒吧或舞厅里，几乎没有卖淫现像，拿同性爱作为诈骗的事例现在更是闻所未闻，这使同性爱者之间的交流更为通畅，也减少了同性爱人群活动中的不稳定因素。

在艾滋病防控纳入基本国策的今日，同性爱者被视为易感人群之一，此时更应该利用酒吧开展疾病防控教育。由于同性爱尚未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接受，社会歧视仍然使绝大多数同性爱者处于隐秘之中，很多人在未了解到有关安全性行为的信息之前就发生了性行为，而公园和浴池等正是他们寻找性伴甚至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场所，对同性爱酒吧的打压正可能将他们驱往这些难以推广安全性行为的场所，从而增加了疾病防控的难度。

可见，同性爱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性倾向，是需要受到正视和理解。对于同性爱者，也应该在了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特徵的前提下，制定有关的公共政策，而不能简单地对这个人群进行打压，比如动辄关闭同性爱酒吧、驱散同性爱者的社交聚会等。简而言之，创造一个对同性爱者加以包容的宽松环境，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加强社会的稳定。

注：虽然美国仍然有19个州将同性性行为列为非法，但这项法律并不付诸于执法行为。(牧 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