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勇敢直面媒体的“艾滋小伙”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袒露心声
“阳光”大玮：歧视比疾病更危险
虽然绝大多数HIV感染者和患者还生活在阴影里，但就在最近，我们的身边出现了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生活得很“阳光”。
他坦然面对镜头，以真名实姓与媒体打交道。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感染者不为社会接纳，不能阳光地生活，“这比疾病本身更危险！”
初见大玮：
阳光自信令人意外
初见大玮是在
中途进去，正看见一个身着黑色T恤、牛仔裤的年轻人对前来参加培训的省城各媒体的记者讲授“艾滋病报道中应避免的歧视性用语”。他列举了一些报纸在过去的新闻报道中经常使用的字眼：“艾滋女”、“艾滋村”、称“易感人群”为“危险人群”、把“HIV流行”叫做“艾滋灾难、世纪瘟疫”等等。他说，这样的词汇出现在新闻中并不符合事实，反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加剧了公众对艾滋病的偏见……
记者向身边的同行打听后才得知，他就是国内第一个在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同性恋者。
这个阳光、自信的年轻人彻底打破了记者对“HIV感染者＋男性之间性行为者”的惯有思维，于是便想找个时间和他好好聊聊。
坦诚小伙：
立志亲身宣传防艾
与大玮的见面很顺利，第二天我们在一家快餐店共进晚餐。
虽然我们都知道日常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病毒，但懂事的小伙子还是有意无意地避免为其他人拿餐具。
在饭桌上谈疾病并不令人愉快，可大玮没有太多介意。他就那样神情自若地、像与老朋友谈一件平常的事情一样。
大玮的“出事”发生在2004年8月。当时，他的“感冒”一直不见好，总是反复发烧，每次要注射大量的抗生素病情才会有所好转。这时，他已经了解了一些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他便到疾病控制中心进行了HIV病毒初筛测试，结果呈阳性。一个星期后，他拿到了确认检测报告书。不久，大玮便以胃癌为由办理了退学手续。大玮说：“我认为继续学下去，一是学费、生活费和药费很高；再者，我认为自己应该做一些与艾滋病宣传教育有关的工作。”
退学后，他留在了北京，不断参加专业培训班、公益组织的讲座，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并且参与了大量社会公益组织的工作。
“这样出镜有顾虑吗？”“当时也是考虑再三，但我觉得政府、家人和朋友都没有放弃我，让我感受到了温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不幸中的那个‘万幸’，所以我应当将HIV感染者的身份作为资源，用亲身经历告诉每一个人，珍爱生命、爱护自己、爱护同伴。”
温暖关爱：
来自父母也来自朋友
记者问大玮：“恨那个把病传染给你的人吗？”他的回答几乎不假思索：“憎恨别人对自己所犯的错误，除了增加自己的伤痛以外，于事无补。”
现在大玮的CD4淋巴细胞绝对计数仅有129个／ml（正常人在800－1200个，最低不少于400个），整个免疫系统面临崩溃。他已经在接受“鸡尾酒疗法”，吃一些疾控机构提供的免费的药（一年的花费大概4000元）。
“最难过的是怎样面对家人吧？”“是这样，被确认为感染者后的第二天，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父亲接的，我把自己的病情和盘托出了。”“这样的病对家里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妈妈病倒了，一直病了一个多星期。”但出人意料的是，父母没有激动的言语，在退学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依然坚持给他寄生活费，而他们的收入一个月也只有千把块钱。
大玮的同学李渊博告诉记者：“刚知道他得病在北京治疗的事后，很多同学都给他发短信，可他从未回过，我想他可能没有勇气与我们见面。今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返回兰州的那一天，刚一下车，我就看到他在不远处等车。当时我心里很矛盾，我非常想过去和他打招呼，又担心他不愿意见我。正在这时，他已大步走到了我跟前，热烈地和我拥抱，告诉我他在北京治疗的效果不错，现在打算回家一趟，然后到兰州从事艾滋病的公益宣传。我首先是一阵惊讶，面前这个容光焕发、充满信心，甚至比得病以前更沉稳的人还是他吗？这小子看来是扛过去了！”
心中梦想：
不再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
晚上7时，来自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厅、省文化厅的有关领导和部分媒体的记者、大玮的同学一同为他祝贺。省委宣传部和省卫生厅的客人为大玮送上了“凌云志”、“志搏云天”的题字。
24支火红的蜡烛被点燃，大玮闭上眼睛，虔诚地许下了自己的心愿。在我们齐声高唱的生日快乐歌声中，一口气吹灭了所有蜡烛。
“我不善言辞，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我现在做公益事业的每个环节都勤勤恳恳，尽量做得完美无憾，其实就是让他们不再为我担心。”这天，他给远在玉门的父母打了两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很多关心我的朋友、领导给我过生日，我很开心。”
在KTV休闲时，小伙子为大家演唱了《为了谁》和《十三里铺》。可别说，他的陕北民歌唱得还真是有滋有味呢。这时，大玮告诉记者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爱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赡养父母。我的梦想就是大家不再用异样的目光看我，可以过上我自己的平淡生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