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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艾滋病知识的掌握程度?
-艾滋病患者在社会的真实处境?
-对走进阳光下的艾滋病患者如何评价?
-上海被访者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率最高
医学研究表明,感染艾滋病的途径主要有三种——性接触、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调查表明,多数被访者都知道性接触、血液传播这两种感染艾滋病的途径,但对母婴传播这个途径知道的人相对较少。总体来看,性接触、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的知晓率分别为86.6%、86.5%和49.6%。
相对而言,北京被访者对艾滋病感染途径的认知程度要比上海和广州两地的被访者低一些:北京被访者对性接触、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的认知率分别为73.3%、80.6%和23.8%;上海被访者的认知率分别为96.6%、95.6%和62.6%,广州被访者的认知率分别为90.0%、83.3%和62.2%。
-逾四成被访者表示“同情”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发现至今,人类始终未能找到一种彻底治愈的方法。而这种致命疾病的病死率非常之高,大部分人对它一方面心存恐惧,一方面又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艾滋病给人留下的更多的是负面的印象。那么,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感受又如何呢?
调查显示,41.1%的被访者认为艾滋病患者“值得同情”;21.3%的被访者认为艾滋病患者“令人恐惧”;而“鄙视”艾滋病患者的被访者也有6.6%;还有31.1%的被访者“心情复杂,无法说清是同情、恐惧还是鄙视”。
其中北京和上海的被访者同情艾滋病患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广州被访者——京、沪、穗三地被访者选择同情艾滋病患者的比例分别为58.7%、53.9%和11.0%;而不少广州被访者对艾滋病患者的第一感觉是“恐惧”,其选择比例超过1/3;上海被访者对该项的选择比例为23.3%;最低的是北京被访者,仅为6.8%。
超过六成的被访者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艾滋病患者是“受到歧视的”。其中,上海被访者最为同意这一看法,选择比例达到76.2%。而广州被访者的选择比例最低,只有37.3%。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歧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尽管很多人知道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但在问到“您是否会与艾滋病患者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时,有超过一半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不会与艾滋病患者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其中,上海被访者的选择比例达61.2%;广州被访者为55.0%;北京被访者为35.4%)。
在对一种假设情景“如果今后碰到艾滋病患者,您会与他(她)进行哪些方面的接触”进行调查时,被访者对四种选择方式依次递减为“语言的交流”(67.6%)、“不进行肢体方面的接触”(46.5%)、“尽快离开他(她)”(44.0%)和“握手、拍肩膀”(40.9%)。其中,广州被访者选择“不进行肢体方面的接触”的比例达到70.3%,北京和上海被访者的选择为36.9%和32.0%。北京、上海、广州被访者选择“尽快离开他(她)”的比例依次为32.0%、51.5%和48.3%。
当进一步问及“如果您工作的单位或您的邻居中出现了一位艾滋病患者,您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时,16.9%的被访者回答“自己和家人立即断绝和他(她)的一切交往,即使和他(她)以前的关系很好”;42.2%的被访者回答“维持表面的一般关系如交谈,但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如不再互借物品)”;20.8%的被访者回答“不再进行握手等肢体上的接触”;20.1%的人回答“保持一定的接触,可以和他(她)握手、拍肩膀等”。
以上三种假设情景的调查结果,都是正常人面对艾滋病患者时直接的反应和态度。从健康人角度来讲,这反映的是人们在刻意地与艾滋病患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他们已经从健康人的这种反应中感到了歧视和伤害。
-真正见过艾滋病患者的被访者心情复杂
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还有21个被访者表示自己见过艾滋病患者。在这21人中:
1.有8个人承认当时的真实感受是“心里很紧张,想赶紧离开他(她)”,占到38.1%;
2.有7个人“虽然心里不舒服,但表面上尽量保持平静、轻松”,占到33.3%;
3.有5个人的感受是“想知道艾滋病患者是如何患病的,但不会主动探究”,占23.8%;
4.只有1个人想到了“艾滋病患者生活很不容易,想知道他(她)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占4.8%。
从这组重要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当真正面对艾滋病患者时,大多数人的真实感受是“紧张”或“不舒服”(选择“1”和“2”),但同时也表现了起码的“关怀”和“尊重”(尽管这种尊重是表面上刻意的维持,选择“2”和“4”)。这正是大多数人面对艾滋病患者的真实心理:既紧张又同情,心情复杂,无法言说。
-六成以上的被访者支持刘子亮的行为
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2001年12月1日),中央电视台专门制作了一台名为“飘动的红丝带”的晚会。一位名叫刘子亮的普通河南农民,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出现在晚会现场,被称为十几年来,中国第一位敢于直面媒体镜头和公众的艾滋病患者。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子亮的行为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史上值得人们记住的事件,他的勇敢将使千千万万的中国艾滋病患者最终走到阳光下。
时隔一年,刘子亮的行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重新认识,并将艾滋病患者带到了阳光之下呢?
此次调查中,尽管有58.1%的被访者对刘子亮的经历不太了解,但当我们向被访者介绍他的行为后,23.8%的被访者对他敢于直面媒体镜头和公众的行为表示非常支持;40.9%的人比较支持;24.7%的人说不清;只有7.9%的人表示不太支持或很不支持。在此问题上三个城市被访者的选择不存在明显差异。
另一方面,12.4%的人认为经过社会这么多年的宣传普及,艾滋病患者的处境“有很大的好转”;65.2%的人认为“有一定程度的好转,但并不明显”;22.4%的被访者认为“并没有得到好转”。我们认为,要真正让艾滋病患者生活在阳光下,使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处境得到好转,除了刘子亮们自身的努力外,更需要社会的广泛支持与宣传。
-近八成被访者表示比三年前更加了解艾滋病
尽管艾滋病患者在社会上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但经过社会多年的努力,人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的认识还是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对比现在和三年以前,77.9%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症状有更多的了解”;66.0%的被访者认为“对艾滋病患者有更多的同情心”;65.4%的被访者认为“现在对艾滋病不像以前那样产生莫名的恐惧”。当然,由于艾滋病目前还难以彻底根治,因此,19.3%的被访者认为“由于它的治愈率很低,仍然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感到一定程度的恐惧”。
那么,人们对艾滋病的真实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所列的5个答案中,31.2%的人认为“虽然我现在对艾滋病仍有疑虑,但不再像以前那样谈病色变了”是最符合自己现在对艾滋病的真实认识;1/5的人认为“在对艾滋病的了解深入以后,我希望能帮助患艾滋病的人”;19.3%的人仍旧认为“艾滋病是一种不治之症,我对它感到恐惧”;18.0%的人承认“对艾滋病了解不多,觉得它既神秘又恐怖”最符合自己现在对艾滋病的真实认识;还有11.4%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很难启齿的病,患病的人应该感到羞耻”。
-公众对我国艾滋病的发展现状有较清醒的认识
在今年11月1日召开的“中美艾滋病相关研究培训研讨会”开幕式上,我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指出,中国艾滋病疫情形势近年来不容乐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发病率呈快速增长态势。那么公众对艾滋病在我国的发展态势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呢?
调查中有16.1%的被访者认为艾滋病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非常严重”;50.2%的被访者认为“比较严重”;14.7%的人认为“不太严重”;19.0%的人对其发展趋势不太清楚。也就是说,有接近七成的公众认为艾滋病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中国公众对我国艾滋病的发展现状还是有一定认识的。
-逾八成公众认为应加强对国民正确性教育的力度
那么,公众认为国家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呢?
87.6%的被访者认为应加强“对国民进行正确的性教育”;84.5%的人提及“加大‘扫黄’和打击‘贩毒吸毒’的力度”;72.6%的被访者认为“大力培养国内防治艾滋病的医学人才”是当务之急;还有68.4%的被访者提到“加大对国内防治艾滋病医疗机构的资金投入”;42.4%的被访者认为“加大资金投入,从国外购买高额防治艾滋病的药物”。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任重道远,但公众对政府遏制艾滋病蔓延的决心和力度充满信心。攻克艾滋病病魔,让所有艾滋病患者真正走到阳光下,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关心和帮助。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宣传力度的加大,公众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的认识会更加理性和科学。
本次调查技术报告
-调查设计:赵维李佳纪秋发
-文章撰稿:李佳纪秋发
-调查执行: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舆论研究部
-执行说明:2002年11月21至11月24日,勺海市场研究公司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家庭中分别随机调查了206人、206人和209人共621名当地居民,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了解他们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的一些看法。这些被访者的年龄在18岁至60岁之间,性别比例大约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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