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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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这个词，从封建社会起就产生的词汇，让我们总是感觉不好。卖淫他体现了什么价值，他存在的作用有是什么。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本文针对深圳特区进行调查，来解释卖淫群体和人们对他们的看法。
　　意大利《妇女时报》曾这样慨叹：“娼妓是世界上一种最古老的职业，除非到了世界末日，否则是禁不绝的。”之所以如此危言耸听，恰在于娼妓这份职业与城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研究者统计：中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年产值是18000多亿元，其中受性市场辐射的商业、旅游、文化、卫生、公用、饮食服务业的年产值，占整个第三产业的三分之一强。研究者更是通过对宾馆、酒店的调查，指出：“80年代中期，仅吃、住和在大厅里唱歌，每月营业额30多万元。现在通过装修，增加了夜总会、KTV包间、桑拿浴、美容厅等服务设施，每月营业额增加到130万元左右。”推算论定，“三陪”服务刺激增加的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12.5％左右。因此，专家推定受性市场辐射联带的消费娱乐业为上百亿产值。另一方面，商品经济促使人、财、物流动，据劳动部门统计，中国目前中等规模以上的城市日均流动人口量已超过100万，广东省的外来流动人口早已超过千万。这其中80％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下岗、待业人员，劳力市场竞争激烈，而无论男女都有“闯商海”、“捞世界”、“发大财”的欲望，又由于流动人口远离老家和熟人，有机会放胆妄为，这是性行业人丁兴旺的原因。
　　另外，仅就深圳来说，深圳毗邻香港，各类产业的兴起无不与香港关系密切。阳光的背面是阴影，风流行业正是伴随经济繁荣而诞生。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先有需求才有供给。是因为香港一批富佬、富婆的消费需求，才大大刺激起深圳娱乐、酒店业女性、男性服务业的兴盛。今日各大酒店、娱乐场所都实施鸡鸭双套服务，正是因为部分港人在深包二奶、玩小姐之后，大批富婆亦纷纷效仿包二爷、玩鸭子（男妓）。因为有了那充满欲望的庞大嫖客群，才使风流场如此肥沃。社会常常有不同类型的扫黄、打击卖淫嫖娼活动，但是往往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卖淫者身上，而忽视了始作涌者那庞大的嫖客群。暂不说这对劳动者的不公平，至少这违反了市场供求规律，忽视了鸡和蛋的互生原则。也正是因为这样，色情行业屡禁不止，而且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更加刺激市场供给。金钱是风流市场的特殊杠杆，一夜几千金的重赏下，何处不生勇夫？
　　对鸭子的调查，主要是针对深圳各大酒店男性陪客，如活动于富临酒家、兰波湾、世纪会、金殿、凯悦、新一代、金色时代、金色年代、金伯爵、阳光俱乐部、第五大道、豪门、圣保罗、拉斯维加斯等地，收入比较好，消费档次高。被访者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性服务工作经验一年至三年不等。文化程度多为高中、中专。外来人口占90％以上，深圳本地不到10％。
　　“鸭”通常又叫男妓或男公关，他们是经济发展城市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属于特殊的“亚文化”阶层。它隐秘地兴起、涌动于深圳，成为深圳这座欲望之城除“二奶”之外的另一道风景。在采访途中得知，大型酒店平均每晚接待的香港富婆不下70位，有一酒家十多天前重新开张，一群来捧场玩耍的富婆就有44个。富婆爱在有鸭的酒店开生日派对，富婆与富佬的消费形态不同在于：富佬若是群伙玩乐，东道主一般将所有包下的小姐费用一起买单；但是，富婆不同，东道主只付全部的酒水钱，各人做鸭各自买单，别人替付犯忌。或许这是女性展露其经济权利的独特方式，因此而显得特别神秘。
　　本文意在于真实地研究了解这个风流群体，细致探询这个特殊的“亚文化”层与城市的关系，与主流文化群体的区别，试图通过当事人个人经验的叙述来促使社会关注并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建构起人生权力的保护层。特别是这个群体的年龄都在20出头，本是初入世道，却个个满目疮痍，以自杀的方式来生存，已形成一个回避不了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面对这些小男孩，值得反思的是：女权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每次亲临潜藏某种惊险的采访现场，都会被真实的情境和诚恳的被访者打动，以至于会瞬时将世俗的恐惧抛到九霄云外，在感动中留下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似乎当时自己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妙笔生花来揭示世间的苦难。如果说我曾经在看得见的泪和血中不能承受死亡之重。采访现场，我难以承受的是生命空虚的轻，我的被采访者年龄只有18至22、23岁之间，本是茁壮生长的季节，却在春天花蕾初放之时，败絮纷飞。他们疮痍满目地说自己是“鸭子”。
　　他们中大多高中毕业，有一些有中专学历，很少大学学历者，他们多无一技之长，在纷繁的深圳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应召到娱乐业，出卖年轻的身体是唯一养活自己的手段。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拿挣来的钱去学英文学电脑，为将来掌握一门生存技能？他们的脸上泛现的是三十年代曹禺笔下上海交际花陈白露的悲哀，他们没有将来，他们只利用现在多挣一点钱，过潇洒的生活。他们脑袋里已根本没有读书两个字。白天睡到下午5点，晚上12点开始工作。他们的故事动摇了我所有对女权的坚持和对女性的信仰。

年龄还不到20岁的陈华在金伯爵夜总会，爹爹让他出台接待一个50多岁的胖女人。紧张、羞涩、不知所措。女人开始抚摸他、脱去他的衣服，可是他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爹爹的指教，不知以什么方式来迎合她。她怎么样地摆弄也得不到满足，于是她骑在了他身上，他感到真难受，当时嘴唇都咬出了血，他不断告诫自己：一会儿就好了，再坚持2分钟，再坚持2分钟。可是，漫漫长夜，这一晚他好像过了十年。女的要求他亲吻她，要从上吻到下，从里吻到外，他迟缓地、被动地挪着嘴唇，只觉胸中翻江倒海，赶忙跑到卫生间吐了许久。就是这样女人仍然要求继续刚才的亲吻。他说他想离开，他不要这个单了，可女人大怒：“如果不继续，就让爹爹炒他鱿鱼”。他不敢，初到深圳的他实在害怕丢了饭碗。就这样在女人的各种花招中，他感到自己被强奸了整整一晚。这一次，他挣2500元。可是一个星期他的腰都感到酸得不行。
　　陈华说在深圳找不到“强奸”二字，在深圳都是女人强奸男人，如果男人想要，在任何发廊都可找到女人。富婆们有时会把他们绑在床上，用牛奶、果汁倒在他们身上玩；有的喜欢整晚吹箫，直玩到他们下体红肿疼痛难忍。最多20岁出头的青年，每天要靠鹿鞭、虎鞭来维持性能力，因为消耗量太大。他们中有些人其实发育还不完整，有的一晚上要做9次以上，最少也不下于4次。寻乐的女人年龄多在40岁以上，欲望很强，又很寂寞，要求又很高，如果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你就会失去客人。再说，做鸭的人还不多，可市场越来越大，所以，有些时候他们要跑场子。特别是一些名鸭，点的人太多，真可谓是一次次将自己掏空。
　　如果有鸭子违抗富婆的要求，便会遭到呵斥：“你是什么东西？我给你钱，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有钱能使鬼推磨，有的时候两三个富婆会同时玩一个鸭仔，那样的一晚上就好比上了一场战场，鸭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必须调动浑身解数，来迎合她们的爱好和花样，一个都不能得罪，做得好一晚上可以挣到1万元以上。一个鸭子平均每天可以挣800元，多则一个月可以挣到5万元。
　　无论从前多么身强力壮，只要干了这一行，不多久就会清瘦干瘪，因为付出太多。行内人一看都知道，谁干这一行。刘云说，无论曾经有多么好的身体；无任多么年轻；无任吃什么样的补药，最多都只能干三年。三年后犹如年老色衰的女人，没有富婆会点你，最多你只有陪陪喝酒的份。悲惨的是工作生命死亡了的鸭子根本找不到其他生财途径，有的回老家农村，手已无缚鸡之力，就算是找一个好的姑娘结婚，也没有了过性生活的兴趣。甚至有的已丧失了生育能力，即使生下孩子，心理上也总有摆不掉的压力。更可怕的是他们中至少50％的人得过性病，有的甚至得过几次，其中有人告诉我，他第一次花在治疗性病的费用就是3000元，第二次2000元。
　　刘云说：来玩的富婆多不喜欢带套子，因为她们的年龄大多已不会生育，即使有怀孕的担心，她们也会事先吃药。她们是来找乐的，一晚上要玩许多花样，戴上套子几乎没法玩。而鸭仔也不愿戴套子，它影响能力发挥，好像是穿着袜子洗脚，不爽。其实富婆很干净，性病蔓延是因为鸭仔都是两面搞，富婆玩鸭仔，鸭仔再玩小姐，在靓小姐身上寻得满足也同时染上了性病。为一个又老、又肥、又丑的富婆服务之后，必须要去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玩玩，否则很难获得心理平衡。鸭仔工作时从来都闭上双眼，因为如果看着眼前那丑陋而充满欲望的尤物，工作根本不可能继续进行，所以他们闭上双眼幻想是同一个年轻漂亮、自己喜欢的女孩，或是与女明星亲热，只有在这样的幻想中才能把工作干好，所以有的时候宁愿吃一些K粉来蛊惑自己。
　　刘云说，做鸭的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大家都如浮萍一般，只有钱是真实的。大家博命干只为能多挣点，不只是保证自己的高消费生活，还要寄钱回家，只要不断有钱寄回家，就可以证明在这个城市混得不错。如今到处可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拥着一个靓女搂搂抱抱，大家习以为常，对这个老头不会有一点指责，心里还会暗生一些妒忌，这一定是阔老。大家常言，如今不管你脸上长什么疙瘩，只要脸上贴上了钱，就一定会有大把的美女往上吻。深圳发生不了爱情，有一个兄弟在蹦迪时遇见一个女的，四目相对，一见钟情，可女的是被香港佬包了的，她坦率地对他说：“如果你能包我，我马上跟你。”可是，这兄弟当时只是一个一月拿不到1000元的打工仔。鸭子的梦想是五年、十年后也有能力包一个二奶，也可以玩一玩十六岁的靓女。所以目前不管以什么手段，只为多挣点钱。
　　钱的诱惑太大了。张军是从部队专业到深圳作保安，每月只能挣几百元，一天，队长问：“想不想挣大钱？”于是介绍他到火车站附近一家大酒楼，一个22岁的妈妈接待他，首先问他有无性经验，当他回答“有”，便交代他带上避孕套、领他上楼。他接待了一个50多岁的台湾富婆，她在广西开厂，途经深圳回台湾，独自住在酒店耐不住寂寞，要求鸭子服务。这个女人看上去只有30岁，很和善，看到他摆不脱羞涩，她便耐心教他怎么清洗、怎么触摸、怎么做，最后他获得3000元报酬。回去后，保安队长问他怎么样，其实他内心很矛盾，因为他有一个感情很不错的女朋友，总觉得干这种事对不起她，可是一晚上能挣这么多钱，太诱惑人了。台湾富婆回广西时再路过深圳，又要点他，富婆这一次除了付费之外，还送了他一套名牌西装。从此后他在这一行里不能自拔，得到钱时满是欣喜，可面对女朋友，又充满道德内疚。总想再做几回，挣一点钱就洗身不干了。不过直到与我谈话时，仍决而未行。
　　“好白菜都叫猪啃了”是说漂亮女孩都被人包了，女人的眼里已看不到潇洒的男孩，她们只看有钱人，像香港那些又丑又老，甚至瘸腿歪嘴的，但只要有钱，便有靓女挽着、摸着、抱着。再看一些鸡，一晚上出台，回来金项链便挂在了颈脖子上。许多鸭子是在各方因素的怂恿下走上此项服务行业的。何天身高一米八，22岁，新疆人，父亲还是个离休干部，母亲也是国家干部，他高中毕业，来深圳两年，因为无专长，转了好几个工作都不适合，开始做鸭子这行时，还挺开心，既满足了生理需求，又能挣不少钱满足物质需求。可是日子一长，特别是一晚上被多次叫台，消耗太大，真是好烦，两年下来，已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既没有脸色，也没有精神，可放弃不得，每天的消费太大，这鬼魅的生活，像吸毒一样。说到这里，何天哽咽难语，也恰是在此时，他的电话响了，他打了一个哈欠说，“又要工作去了！”
　　不知不觉中，对刘云的采访转变成了对鸭子现象的讨论。
　　我说曾读过一个材料，在台湾把鸭子叫“男公关”，他们说报纸上宣扬的服务是假的，其实，“对于酒店男公关来说，他们通常是不轻易和女客人发生性行为，更不要说是以性来做交易，除非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客人，或是跟女客人成为男女朋友，否则他们通常都会拒绝与女客人发生性关系。”
　　刘云反驳：“不同客人上床是挣不到钱的！”
　　可文章中说：“轻易把性当成你的工具，你会没有质，客人不会要你的。就好像一个女孩子，妳跑到这个地方，一个男的这么容易上，那你不是很烂吗？这个地方还是守身如玉，会比那种随便就把自己奉献出去的人，会好的多。”因为“奇货可居”，所以文章说：“性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一个用来直接换取金钱的交易工具，最多它只是一个捉住客人心的一种手段，当然不可否认的，这个手段的背后，还是要获取更多的金钱，只是它绝对不是一项直接交易的商品。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说，性这个东西在这个行业里，可以算是一个饵，它让客人有想吃的欲望，但是却可能永远都吃不到，这样才能显出它的珍贵，也就是让客人永远觉得有希望和公关做进一步的交往，却又无法真的达到那个境界，这样她才会持续的来消费。”
　　刘云点头同意，这倒是有，有一个哥们就是这样假装斯文，他用尽甜言蜜语哄富婆高兴，就是不跟她上床，富婆开始出价400元，几个回合，增到500元，再增到800元，最后富婆说：“你要多少钱才能干？“这就像香港佬玩女孩，第一次调调味，最后一定搞定”。随后他又说，当然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陪富婆喝了两杯酒就获得800元，也许当时她只是为了寻快乐，你逗得她开心，不上床一晚也会给你二三千。
　　我说曾在网上看到一篇《一个鸭子的自白》，相比较我现在采访到的故事，那个鸭子实在太幸运了，他遇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富婆，她给他买车、给他钱花，基本上是把他当成男朋友。我几乎是把这个故事当成爱情故事来读。当然这个富婆以为他找工作为名，让他以色相博得另一富婆的好感，于是第一个富婆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第二个富婆的财务资料。由此，他自己把自己沦为专业鸭子，为报复女人。
　　在鸭子与富婆的交往中，会不会产生爱情故事？
　　刘云说，一般来说富婆包二爷比富佬包二奶更神秘，她们出门多会戴上一幅墨镜，以恐别人看出她比他大得多。有一个哥们被一个很丰满的女人包了两年，他都不知道她姓氏名谁，她要来就给一个电话，他提供服务，OK了，不要干涉她，包括她的姓名都不准问，只存在金钱交易。二爷与二奶一样都很寂寞，每月5万、8万把他们青春买断，一个月只来玩那么一、二次，二爷与二奶大把的时间是用来等电话，所以很多二爷和二奶，一拍即合，互相慰藉。曾有一个哥们被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包下，为他买了一个30多万的房子，一年还给他60万。结果他乘女人不在时，到夜场玩，又碰上了另外一个富婆，结果他被更高的价格买走。可能是做这一行的在观念上就不信任富婆，有一位被富婆包了8年，可仍念念不忘要回老家娶贤妻。不过，大家心里也还是有一种找到好顾客的愿望。有个哥们是深圳本地人，家境不错，只是自己没读好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干起这一行，一天收到一间出租屋的小姐呼他，去了，她正在玩电脑游戏，并邀他一起玩。她大学毕业，有文化，像大姐姐一样，他们一起吃饭、冲凉，非常和谐。这个女人与那些肚子饿的大妈不同，那些大妈为了充饥会不断地讨好你。我们都认为，有一天能找这样一个女朋友该多好，可是我们都想不通，她这么漂亮又有见识怎么会找不到男朋友呢？离开出租屋，他获得500元。碰上这样的机会很少，深圳虽然单身女人多，但她们都愿意找个男朋友同居，找鸭子的很少。找鸭子的二奶也只占20％，80％是香港富婆，她们多半是老公包二奶，自己也包个鸭子爽一爽。这种关系怎么可能发生爱情。
　　我说，我曾在看到《新快报》报道，一个叫高才林的，22岁，湖北人，为情自杀三次。他到深圳就是为做鸭子挣大钱而来，可是每夜与一身赘肉的富婆玩，虽然挣的钱有时高达8000元，但是心理找不到平衡，所以到发廊找小姐。先是与曾做过鸡的阿梅同病相怜，结果2个月在这女人身上花了2、3万，她却不告而别。他后来又去追求桑拿中心的阿媛，结果又碰壁，所以选择自杀。
　　刘云坚决地说：“鸭和鸡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接着他又说，做过鸭的人更强调妻子的忠诚，娶的妻子可以丑一点都没关系，只要懂得孝敬父母，而且忠心耿耿。有一位做妈咪的大姐，她只有22岁，挣了不少钱，养了一个男朋友几年，可到后来男友要结婚，新娘却不是她，因为男人不要娶一个只有中学毕业的妈咪，而要有一个日后可以教育孩子的妻子。
　　对市民反映调查，针对深圳市罗湖、福田、南山、宝安、龙岗、盐田六个区的深圳居民及部分非深圳居民。被访者中，男性占55.2％，女性占44.8％。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17.1％，21-30岁的占49.2％，31-40岁的占21.5％，41岁以上的占12.2％。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占14.6％，高中及中专层次的占41％，大专以上的占44.4％。深圳户籍人口占43.9％，暂住人口占47％，出差、旅游和探亲等外来人员占9.1％。未婚、已婚及离婚的比例分别为59.6％、38.2％和2.1％。在职业分布上，8.4％为国家机关、党政事业单位管理和办事人员，18％为专业技术人员，22.4％为商业服务业人员，4.6％为生产、运输及有关人员。军队人员、学生、个体经营者的比例分别为1.9％、13.4％和3.4％，其余为未从业人员及其它职业者。
　　在市民调查中，有将近半数的被访者根本不知道有“鸭”（此处用“三陪先生”代之）这回事，或者不清楚“鸭”有多少。认为“鸭”很少或没有的分别占10.1％和1％。34.7％的被访者认为“有一些”。只有7.7％的人报告说深圳的“鸭”很多。
　　对于“三陪先生”的出现，人们感情复杂。有人认为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社会的倒退，是男人的悲哀。有人则认为这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甚至是社会的进步。它体现了男女平等，满足了社会需要。
　　有意思的是，许多男性认为，“三陪先生”的出现是男人的悲哀，而许多女性则认为这是女性地位提高及男女平等的体现（前者男女之比为30.2％和25％，后者男女之比为15％和20％）。但另一方面，女性对三陪现象的认同程度要明显低于男性。无论是对“三陪小姐”还是“三陪先生”，都有更多的女性表示不认同。
　　人们对诸如婚外情，离婚、未婚同居等近年出现的“新现象”认同程度都不高，其中对同性恋，“一夜情”和“三陪”尤为不能接收。
　　调查发现，人们对“三陪”中的“陪酒”和“陪唱歌跳舞”表现得比较宽容，认同者占了将近一半。而性服务则为多数人所不容。有意思的是，在“三陪小姐”的性服务上，女性和男性的态度基本相似，而对于“三陪先生”的性服务，女性的反应比男性激烈很多。表示完全不认同“三陪先生”性服务的女性比例比男性高出了20多个百分点。
　　调查中，2.2％的男性表示，如果有需要，他们肯定会去当“三陪先生”；19.6％的男性说“可能会”；59.9％的男性表示“肯定不会”；另有18.3％的男性表示“不确定”。女性的热情似乎不如男性那么高，只有1.2％和为7.1％的女性被访者表示，如果有需要和可能，她们“肯定会”或“可能会”去找“三陪先生”；78％的女性表示“肯定不会”；另有13.7％的女性回答说“不确定”。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男性寻求“三陪小姐”的服务比女性寻求“三陪先生”的服务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更有意思的是，在寻求性服务上，女性的宽容程度明显地低于男性。男性中不能容忍女性寻找“三陪先生”性服务的比例明显高于不能接受男性寻求“三陪小姐”性服务的比例，而女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与男性不可思议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男性对自己去玩女人比对女人去玩男人更加宽容，而女性也对老公们“包小姐”比对自己“包先生”更宽容。
　　当被问到是否应该取缔“三陪先生”的服务时，赞成者占69.8％，反对者占30.2％。43.2％的被访者建议对“三陪”行业进行规范管理，40.6％的人要求坚决取缔，另外16.2％的被访者主张保持现状。
　　从对男性性工作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对性工作的权益坚持远远不只是女权行为。从漫长的劳工奋斗史中，我们知道劳动是怎样进入公共领域获得个体所需从而保障了权利，那么该讨论的是性工作如何进入劳动的公共领域。此处遭遇到的困难在于，性生活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活动，这里就牵涉到权利和利益的关系。每一个作为自然人的个体都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换言之，用身体及其劳作去换取利益，属天赋人权；但是，正如【美】詹姆斯·S·科尔曼所言：“权利是一种存在于至少包括两人的社会关系中的概念。”那么，性进入公共领域将会遭遇吸烟者侵犯非吸烟者利益的情况。当然有人会说，可以似设置吸烟区，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开，从而保护到每个个体的权利和利益。也就是说，让需要性服务者与性工作者即使交换协议在公共空间进行，但性活动的进行确保它的私人性，这杜绝的只是性渲染和商业淫秽宣传，此法行不通的是违反了商品市场规律。这里该进一步讨论的是：人对自己的身体是否真得有自主权？否决性工作，存在许多传统理念，比如婚姻关系中，不得有其他性行为，因为在法定婚姻中彼此才是对方身体的法人，也就是说身体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对方；对未婚者也有一个假设前提，爱情是他的，所以虚构出一个未来爱情的主体，它是现有身体的法人，因此没有爱情与婚姻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这里我不说金钱关系，是因为爱情与婚姻千年来早已被铜臭熏染变色，难以纯正讨论。）所以本文要首先指出的是性工作者的工作权，首先要与法律对话。我在两难思考的困境中曾采访过一位60多岁的老作家，她认为，女性由于例假的干扰，对性需求的次数平均低于男性，所以有合法的性服务将有利于舒缓家庭矛盾。但是从在深圳居民的调查中，反映出深圳人在婚姻家庭和性观念上也都比较传统和保守，对三陪服务还是有部分人认同。
　　事实上“情感陪护”已是都市的一种新兴职业，它以金钱或实物为交易前提，提供给消费者精神层面的有偿服务。甚至不少大城市电台、报纸都设置“隐私倾谈”栏目，用声音或文字来“抚摸”城市。更绝妙的是这些“绝对隐私”、“并非隐私”多数被结集成书，成为大众文化在文学中的又一奇观。这里还没有算上色情网站生意的如火如荼。倘若这些每每用身体来点缀的隐私可以如此被编导、演播、贩卖和炒作，堂而皇之地进入公共领域，对身体的服务为什么要杜绝？如果城市的需要是如此不能克制，那么性工作的权益就当是法律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台湾性工作者抗争道：“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尊严。”这是针对身体不可以商品化抗言。她们寻求的是将公娼纳入劳动制度，参与市场竞争。但问题在于妓权的坚持多半局限于反妓的某种说法之中，比如女性身体物化、性别歧视等，于是伸张妓权者要强调工作权的争取本身也是女权的伸张。但从本文对男性性工作者的访问中，这份工作对男性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里“经济独立”、“工作机会”本身是超越性别的客观问题，当然其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社会因素导致女性就业难度更大，但从本质上讲迁徙、流动、移民等生存状态在劳工市场上的不平等现象突出的问题更大。也就是说，在工业生产、商品交换日益国际化的同时，地方主义同样势均力敌，一个移民永远不可能同本地人机会均等，这是人类进化、制度完善过程中仍然突显的弱点，因为这样的弱点带给人的伤害超过性别或是其他之害。
　　在法律层面寻得保护是目前文明程度中唯一的可诉途径。采访中深圳这些20岁左右的鸭子，工作寿命只有短短3年，而且是将身体完全摧毁，如此的状态恰在于他们处于城市的阴影中，他们只能隐蔽性地挑动这个城市的经济，城市需要他们，但却无勇气承认他们；他们有权遭受城市法律的制裁，但却无权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妓权国际委员会提出的：色情工业该由娼妓来书写的倡议，同样适合于鸭子群。“性工作者（而非经理）应该有权决定色情工业的内容、生产程序和经销程序。”他们当同其他人一样当免于强暴，而且在强暴后拥有同样的法律追诉权和社会支援。妓权国际委员会还肯定：“所有女人都有权选择她们的交往关系，而且在任何私人或工作场域中都有权追诉暴力。”这一切无不适合于男性性工作者。试想，如果不是这个行业被认定不正当性和不规范，那个22岁的湖北青年高才林，怎么会以自杀的形式离开深圳这个本来投奔梦而来的城市？
　　因此，面对城市争取权益当属全民的诉求行为，如果仅局限于女权范围，有可能遮蔽其本身的普世性意义。
　　采访中有一个25岁的工程师，她硕士毕业正在应考博士，由于深圳多数人生活在一种游戏过程中，有普遍感受这是一块缺少玫瑰园的“情感沙漠”，所以几年的深圳生活都没有找到合适恋人，在一个舞场上认识了一个鸭子，于是她利用他舒缓工作、学习的压力，每次300元。还有前面已提到的台湾富婆路过深圳的需求，这都可以看到女性在认识自己的身体需求及支配自己的经济所得的自信，这体现了男女平权意识。这也是在市民调查中有17.1％认同这是女性地位提高的体现。但是在我的采访中更多的是成群结对来玩耍的香港富婆，她们花的钱未必是自己挣的，或许只是花花心丈夫的钱，她们玩是为报复男人的背叛。
　　或许是因为报复才是人的本性，宽恕本属神赐的品性。但是任何报复男性的行为与女性主义的理念都相去甚远。而戴着墨镜对男性性器官的工具性使用，虽然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自主与独立，但是无论是女还是男，都因其远离爱的真谛而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这不是神性的世界，俗世中的行为是找不到女性的天堂。这就是我们的调查中有18.3％的人认为“三陪服务”满足了社会需求。
　　本文在此要指出的是，香港与深圳互为他者，周末关口的堵塞是这两个城市互动的表征，遗憾的是深圳欲取香港的是它西方式的文明，到香港的深圳人会为喝了一杯下午茶而荣耀，会向那井然的秩序、文明的谦让学习；而香港到深圳，在周末的罗湖火车上到处是“玩玩”的吆喝，港人到深圳仅为找快活。甚至可以说深圳人下香港是膜拜歌剧，而香港人上深圳仅为做爱。是香港的需要创造了深圳的服务，而深圳在香港的眼里常被色情化，似乎透过香港人的视网膜深圳的女人个个是小姐，深圳的男人个个是先生。这里体现的性别之劣是城市的不平等。香港长期以来对深圳的消费不平等现象在金钱的掩盖下有多少丑陋的事例，这里已无须一一列举“二奶”遭遇，从本文的采访中足可以看到富婆到深圳的消费心态不是女权的伸张，而是类似男性嫖客的劣根性和变态。
　　在着手采访之际，有男士声称：他们渴望做鸭子，也自信自己是个好鸭子。性话语在中国重新复兴是弗洛伊德理论传播之后，作为消费时代的快乐原则，人生存的目的，霸权地剥夺了其他话语的可能性，似乎人只有性能力和性满足才能找到在这个商品时代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自我的价值。当我向这些男士指出《一个鸭子的自白》中表现出的却是千古妓女的幽怨时，他们说：“这是假的，因为男人对性和女人不同。”当我完成实际案例采访之后，方揭穿话语长期以来的欺骗性，性，不是也不可能是拯救文明的途径，尽管文学将其肆意夸大和渲染。
　　之所以讲这些小说，是因为它们叙述了从妓的记忆，他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经历、细节和过程。这类小说以它的过程性、快感性刺激消费者欲望，以隐私的公开化满足受众心理需求。但是这些故事读完之后只有消遣并无震撼，不是他们从妓的经验不丰富，也不是文笔不到位，而是如文所说，他们只是“意愿记忆”的叙述，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也许故事对叙述者个体来说意义非凡，但对接受者整体，缺乏对历史的主体性思考的故事，难以打动心灵。这是本文为什么以现实个案为思考原点，而不是以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点的理由。
　　当人们真实看到了这个隐藏的群体，其实已经被公开化，像这样的现象已经在很多大城市开始蔓延，如果一切都是钱的影响，我们无可厚非去痛诉社会大环境下的无情，走进卖淫者的内心世界、情感世界，他们和正常人并不异，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他们，推广不可取，承认不可同，卖淫的确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他的存与亡，我们拭目以待，相信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但目前这个群体的确存在并发展着，也影响着我们一部分人的生活。这是一个国际化问题，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着这种现象，为什么到了高度文明的今天还有这种现象呢？是对文明的打击，还是社会制度不健全，这都值得我们共同讨论，让我们看清一些阴暗东西，希望这些正做色情服务的人们能及时充电，找到属于自己人生的那片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