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记者：你把对难民的帮助特别集中在了一个发生冲突的地区，是么？
赫苏斯：是的，在肯尼亚和索马里的边境。那里的难民营已经至少存在十八年了。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地区，只去过营地附近的区域和商店。这本来是为九万人建造的三个难民营，现在却居住着三十万个难民等待着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他们需要感觉到并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我们还打算为他们建一所学校，只有这样那些孩子们才有机会逃离这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记者：你是否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动员其它社会力量筹集资金呢？
赫苏斯：我已经和一些企业签订了相关的协议，筹集到了大约60万欧元的资金。我们也监督了这些钱的使用，全部都用在了刀刃上。
记者：另一个你为之持续战斗的事业可能就是关于同性恋世界的透明度问题以及他们的对等权利的问题。这场战斗结束了吗？
赫苏斯：同性婚姻法的颁布曾让这场关于平等的斗争达到了一个顶峰。那之后我们多少放弃了一些营垒，这是不利的。那些歧视的，鼓吹不平等的势力始终存在并依然活跃，所以，我们的斗争也不该停止。
记者：你和罗伯托（Roberto）结婚了。
赫苏斯：我曾经为和任何一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利而奋斗了很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婚姻的权利。我和罗伯托已经在一起多年了，有着共同的生活计划，同他结婚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记者：对许多人来说，“骄傲同性恋大游行”其实可以少一点严肃的元素，而多一点轻松，你觉得呢？
赫苏斯：游行并没有因为持续的斗争而减少可信度，应该把它看作一场盛大的嘉年华，讽刺一下那些一年到头都在品评别人的人。真正的平等的实现依然遥遥无期，尤其是大城市之外。我们依然遭遇到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憎恨。在那些最自由的环境中，包括马德里，我依然看到很多同性恋者隐藏自己的性向，并且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我们应该告诉那些人们：我们也是律师、军人、政客、足球运动员、艺术家、护士…和他们一样。有很多人盛装参加了游行，然后又躲回现实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状况。
记者：你的“出柜”是怎样的？
赫苏斯：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生活在掩藏之中是非常痛苦的，自欺欺人，也欺骗周围的人这么多年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已经“出柜”很久了，那还是2000年的事情：告诉父母是最艰难的。我们扔掉了自责的包袱，似乎总是做错了什么事的罪恶感。我付出了一些代价，但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记者：加泰罗尼亚政府正在投资修建一间门诊，用来治愈同性恋者。
赫苏斯：这类事情会逐渐消失的。总是有少数的激进派混淆道德和科学，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怪事。科学的事实是同性恋取向不是一种疾病，所以，不需要治疗。
记者：谈到电视，你似乎一直在五台工作？
赫苏斯：一直到2013年，我和五台的合同将在这一年终止。在这里我获得了很多成功，但希望自己能够迎接新的挑战。
记者：你会接手“拯救我”这档节目吗？
赫苏斯：坦白的说，不会。我不喜欢在电视上挖掘他人的隐私和生活。自白，这个可以，自白有时候令人有成就感并且觉得很有趣。
记者：做电视节目，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赫苏斯：可能会做一个关于性的节目。我有一种感觉，这些年来我们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后退。言论应该更加自由才对，而最近，我们似乎表现得比20年前更害怕。阿尔莫多瓦（Almodóvar）再也拍不出来他之前那样的好电影。保守派的声音很强大。
西班牙同性婚姻法
2004年，西班牙社会工人党的领导萨巴特罗在大选中提出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议案。最后，社会工人党赢得了胜利，并组建了政府。经过激烈的辩论，这项法案终于在6月30日通过并于7月2日公布。在西班牙，同性婚姻从2005年7月3日起正式合法化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