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波的个人先进事迹材料

为了一个约定

　　　　　　　　　 —— 一名普通医生抗击艾滋病毒的历程

据有关资料显示，AIDS已成为全球疾病死因的第四大杀手；WHO列为全球十大公共卫生问题的第一位；超过150个国家发现HIV流行；我国报告的HIV感染者中93.9％的人年龄在15——49岁，这无疑是最具有社会创造能力的人群，这也注定了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必然的；云南省自1989年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艾滋病疫情逐年上升，现已呈现快速度，多渠道、多层面流行的态势。流行范围不断扩大：从一个县扩散到16个州市125个县、市（占96.9％）；各类人群平均流行率明显上升；性传播已和吸毒传播比例相持平，说明艾滋病已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感染者职业逐渐多元化；感染民族种类增多；艾滋病感染者已陆续进入发病、死亡阶段，面临治疗、关怀、救助等问题，艾滋病的防治刻不容缓。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艾滋病防治是关系我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各级党政领导需提高认识，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坚决遏制其蔓延势头。”温家宝总理指出：“对艾滋病防治工作，国务院高度重视，经研究并做了部署。必须实行责任制，加强防治规划、督导检查、队伍建设、依法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同时注意总结成功经验，真正把这件系民族根本利益的大事加紧抓好。”

在艾滋病抗病毒领域，大理市开展的治疗人数占大理州总人数的80％。目前，大理市开展了“全球基金第四轮艾滋病项目”、“克林顿基金会艾滋病项目”、“英国马丁及玛丽艾滋病项目”等多个国际、国内合作项目。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是全省县、市医疗单位中做得最好的一家。”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2005年8月到大理视察时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么，这些来之不易的工作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除了当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高度重视之外，这里要讲述的是一位为抗击艾滋病毒呕心沥血8年的普通医师感人至深的事迹。他就是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佩吉健康中心”负责人张建波医师，也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6年访华时指名要会见的人。

人性化关怀“HIV”感染者

位于大理古城的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佩吉健康中心”是一个刚刚落成的、具有白族民居建筑风格的四合小院，虽说是医院一个科室的办公场所，这里更多的却是给人一种家的温馨的感觉。

35岁的张建波医生戴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温文尔雅十分随和，他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极具亲和力。在张医生那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醒目地悬挂着一幅隶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应该是他从事艾滋病毒诊疗工作多年来的真实写照了，他说这是一个好朋友写了送给他的。
和张医生交谈的过程中，诊室里来了一位大约20岁左右的女孩。她请张医生为其检查一下身体，她说近来感觉身体不大对劲，怀疑自己是否感染了“那种”病。张医生热情地为她沏了一杯茶，请她坐下后一边问寒问暖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小姑娘的身体状况。过了一会儿，张医生带女孩到隔壁的诊疗室去做检查。
　　在诊疗室里，张医生详细询问了小姑娘的病情症状，认真细致地为其做了检查，之后他说：“我现在就直接说一些主题的东西，我要给你做一个检测，这个检测是关于HIV的，也就是艾滋病病毒的抗体检测。当然，也许你没被感染。如果查出被感染的话，也不必担心，现在有药物可以控制了，但无论如何你得有个思想准备。（面对小姑娘的解释，张医生轻轻打断说）我们不在乎你是什么途径感染的，重要的是你得了解它，它有8至10年的潜伏期……”， 大约30分钟左右的交流沟通，获得女孩的同意后，开始抽血，化验。张医生请女孩到隔壁去休息。
　　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张医生若有所思地站立了两分钟，才缓缓走到隔壁去。他先给女孩加了茶水，在她对面坐下，轻声说“你喝点水。”小姑娘不安地低着头，“结果出来了，是阳性，不过这只是初筛，还要送到州疾控中心做最后的检测，你放松些。”尽管张医生小心翼翼地安慰着她，女孩还是哭得泣不成声，张医生转身为她拿了一包纸巾，继续鼓励她：“不要悲观，要积极地面对现实，有我们呢，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他为小姑娘开了些药，结合她的病情做了一些嘱咐和建议，并预约了下次看病的时间。他认真地记下了小姑娘的联系电话，同时也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小姑娘，让她如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看得出来，其实张医生的心情也很沉重。
“病人最需要的是爱心和关怀，哪怕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引起对方的误解，从而加重他们的心里负担。因为感染了HIV病毒的患者都很悲观，对艾滋病病人的安慰和关怀也很重要，如果碰到的总是歧视、冷漠和厌恶，他们就会仇视社会，甚至报复社会，进行病毒再传播，那么带来的就不是单纯的医疗问题了，而是社会的问题！”张医生的一番话让人感悟到了医务工作者在对HIV病毒感染者进行诊疗时人性化关怀的理念和重要性。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
是HIV的传播和患者的偶然出现，改变了张建波医生的工作和生活，使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一项超越一位职业医师工作范畴的社会活动中来，使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的医务工作者不愿放弃也无法放弃。
　　那是1997年的7月，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了一男一女两位病人，他俩非常年轻，男的21岁，女的才19岁。医院对他俩什么药都用了，就是不见疗效，病情还越来越严重。当时就在该院皮肤性病科做临床医生的张建波参加会诊后，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对他俩做HIV病毒检测！结果果然是阳性。由于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这两个花季般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无助地逝去了。
虽然没有药物医治，但是张建波医生从他俩身上掌握了HIV病毒感染者病情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此撰写了一篇名为《艾滋病两例》的医学论文，发表在《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上。在学术方面初步取得了一定成绩后，张建波医生对HIV病毒方面的探索积极性更高了，从此他在这个领域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不断撰写论文。至今他在专业书刊上发表了14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并获得了31个奖项。

宣传足迹踏遍大理市每一个角落
　张建波医生认识到，之所以人们对艾滋病人产生了那么多的恐惧，是源于对艾滋病的不了解。因此，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宣传工作极为重要，而提高医务人员和大众对艾滋病的认识和消除歧视及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感染至关重要。

　　基于此，张建波医生及其同事在诊室开通了性病/艾滋病咨询热线和宣传图书室。对性病患者进行机会性健康教育并鼓励他们影响同伴。他们还利用街天、节日进行艾滋病的大众宣传教育并以有奖竞答、签名活动、宣传歌舞等寓教于乐的方式调动群众参与。并找一些小窍门，避免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如将安全套放在红包中派发，将安全套包装成精美的礼品等。他们发放艾滋病宣传队手册、宣传单20000册（份），安全套200000支，赠送VCD宣传短片210片。通过广播、报纸做了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来使大众了解性病/艾滋病的预防和不歧视艾滋病病人。在做好大众宣传的同时，张建波医生及其助手还采取培训方式对高危人群及普通人群开展深入广泛的健康教育工作。开始之初，因为群众的不理解，特别是在做娱乐场所服务员的培训工作时，张医生及其助手没少遭侮骂甚至趋赶。但随着工作逐渐深入，大多数娱乐业主已对他们的工作表示理解与支持。张建波医生及其助手已对1000余名娱乐场所服务员进行了性病/艾滋病防治教育；培训医务人员900多人次，对上百名医学美容厅业主和法人代表进行了艾滋病预防和器械消毒培训；并与市计划生育局、市妇联合作，对大理市10个乡镇、1个开发区的计生干部和育龄妇女进行了广泛的性病/艾滋病宣传预防培训。在深入乡、镇、村的宣传过程中，针对培训对象知识结构参差不齐，难以理解、体会艾滋病的危害性及其防范措施，张医生还专门创新了一套宣传辅导方式，即制做小卡片玩互动游戏，送香皂、肥皂、毛巾等小礼品作为奖励，充分鼓励培训对象参与进来。同时还开发出一套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艾滋病防范宣传手册，让村民更直观、亲切地加以了解，最大限度扩大其宣传面。

　　培训后的问卷调查表明，培训是卓有成效的。仅以计生干部为例，举办30期培训班，培训近4000名计划生育干部，培训前艾滋病知晓率为22.73％培训后知晓率为89.55％较培训前提高了66.82％，而其后带来的辐射效应更是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张建波还利用身为大理市政协委员的身份，以提案的方式积极向政府献计献策，提出《利用计划生育网络宣传和预防艾滋病》、《成立艾滋病诊治中心》等颇有建树的政协提案，并一一得到落实和采纳。另据了解，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也是全国第一家干预农村男同性恋的医疗机构。

大力争取项目资金支持
就市二院与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和玛丽.肯牢丝慈善基金会合作的项目，张建波医生特别提到了海外志愿者服务社派到中国的英国护士佩基.邦丝。1997年至1999年，佩基.邦丝被海外志愿者服务社派到大理州工作，在工作中，张建波医师认识了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由于佩基.邦丝女士从中联系、牵线搭桥，又得到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领导及上级卫生部门的支持，在2002年3月，才有了市二院皮肤性病科与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和玛丽.肯牢丝慈善基金会的合作。
有了项目资金的支持，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于2002年6月开始接诊艾滋病人和感染者。但是项目资金毕竟是有限的，怎样才能既节约患者的支出又能降低医院成本呢？张建波医生借鉴了该院以前开设的家床科的做法，即不将病人放在医院里诊疗，医生着便装直接到病人家里出诊。这样一方面有效保护了病人的隐私权，一方面也避免了在医院成立一个艾滋病科引起周围的一些尴尬和不适的局面。由于没有药物，接诊以来至2003年12月，能为病人和感染者提供的救助方式主要是艾滋病家庭关怀诊疗服务，这期间死亡了14人。当时，唯一能做的便是安慰他们，减少病痛的折磨，让他们体面的离开人世。而后开展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鸡尾酒疗法）后仅有3人死亡，同时已实施了16例母婴阻断，对21余例职业暴露的医务人员和警察实施了阻断干预。2004年10月，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和玛丽.肯牢丝慈善基金会资助该院落成了“佩吉健康中心”，从而大大改善了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就医环境。

　　　他是HIV患者最后的一缕阳光和希望
在张医生接触过的病人中，有两个是让他感受最深刻的：一个叫小王，在检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后，家人恐慌，朋友远去，一度陷入伤心绝望，他在大理州内卫生部门的介绍下找到张建波医生。张医生不仅向他提供无偿医疗救助，还像亲人一般给予他很多心理关怀。张医生曾多次将小王的母亲请到关怀诊室，耐心、细致地向老人讲解艾滋病知识及小王的病况，使老人消除了恐惧。尔后，在小王母亲的劝导下，他的家人接受了他，理解了他。被张医生及其同事无私奉献精神所感染的小王，到医院做起了义工，加入到宣传预防艾滋病、照顾艾滋病人的行列中。虽然后来小王还是死了，就死在张建波医生的怀抱里，但是小王是微笑着离开这个充满了爱的世界的。
另一个叫小李，他是张医生的第一个患者。小李才24岁，从17岁开始吸毒，到张医生设立的“关怀诊室”治疗时，艾滋病病毒已使他全身功能性衰竭，来看过一次后他没再来过。据说他的父母已被他折磨了六七年，由于戒不掉毒瘾，父母对他极度失望，基本上不管不问。后来医务人员去他家时，他已奄奄一息。他的居住环境使张医生等深感震惊：他一个人住在肮脏、潮湿、阴暗的阁楼上，空间弥漫着霉味。张医生紧紧的握住他的手，轻声唤到：“小李，你怎么样？”小李睁开眼睛，看见是张建波，微弱地说：“张医生，谢谢你！”他的眼睛忽然变亮了，他还试图笑了笑。他母亲说张建波医生是惟一和他握手的人。原来，小李患艾滋病后，由于保密不好，许多人都厌恶他，惟恐避之不及。张医生告诉他父母，小李的来日不多，让他们为儿子换一套干净的床单被辱。第二天，张建波让护士给小李送去大花篮时，他父母已为他打扫了卫生，换了被辱，母亲还般来一张纲丝床住在他旁边陪护他。第三天，小李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他一直叫着：“妈妈，妈妈……”，他母亲也一直握着他的手流着泪回应着。那天夜里小李走了。值得欣慰的是，小李在妈妈重新给予的爱中死去。他母亲后来完全改变了，她不仅常到医院里来做义工，碰上其他艾滋病患者的父母漠视孩子，她还帮着做说服工作。

张建波医生认为，艾滋病病毒是可怕的，但艾滋病患者并不可怕，因为它的传播途径只有三个，即性传播、母婴传播及血液传播。一旦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是完全可以大大避免死亡发生的，遗憾的是当时的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昂贵，患者无力购买，那一段时间也是张医生较为痛苦的一段。目前国家实施“四免一关怀”，张医生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快乐。他说：“这是国家体现‘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重要精神体现”。

医术精湛、科学钻研

一谈到艾滋病，决大多数群众往往把“绝症、死亡”联系在一起，通过与张医生交流，才认识到艾滋病是可以用药物完全控制的一种疾病，“艾滋病只要早发现、积极治疗是完全可以控制病情的，一旦患者接受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其血液中的病毒就会下降，病人就不会死亡，传染性也会大大降低。”

在张建波医生救助的艾滋病病人中，凭借高超的医疗技术，奇迹般的把一批又一批的晚期病人从死亡线中拉出。我接触到一名经张医生诊治死而复生的患者；2004年2月他突然出现头疼、抽搐等症状，在32岁这个年龄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家人不顾一切的四处求医，花光了家里的数万元积蓄，病情仍无缓解且不断加剧。当他和家人到张医生这里时，已出现昏迷，命若游丝。张医生经过认真的分析和详细的检查，认为他是“艾滋病合并脑弓型虫感染”，开处了一种及为常见的药物“复方磺胺”，经过3周的治疗，他的症状消失了，仅花费了80元人民币。随后，将他纳入“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接受了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经过半年的治疗，体重由45公斤恢复到了发病前的65公斤。现在通过劳动，又进入了小康生活，我尝试的问了他目前的工作；“在工地开挖掘机……”，与他告别时，他口中还在不停的朗朗说道：“是张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在上级政府和卫生局的安排下，张医生先后到香港伊丽莎柏医院、北京地坛医院、云南省传染病院接受中短期培训进修。并多次到贵州、新疆、江西、瑞丽、广西等省市与国内外专家同台讲学。2004年4月通过了美国医学伦理学考试（NIH）。通过与国内外专家的接触，积极引进科技项目。目前，与美国波士顿大学合作“艾滋病抗病毒依从性研究”课题，全球领先。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的艾滋病病毒耐药的研究，在云南省尚属首家，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的《男男同性恋与HIV的定性研究》，已发表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STI》上，2005年《综合医院开展艾滋病防治》课题获大理州卫生系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免疫磁珠法检测艾滋病病人CD4细胞的临床应用》新技术新项目三等奖一项。《大理市艾滋病防治对策研究》课题获云南省2005年科学技术成果。“佩吉健康中心”已逐步形成吸引多个国际、国内艾滋病资源的平台。

艾滋病儿童亲切地称他“张爸爸”

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患儿是最令张医生揪心的一群。“如果我们夫妻早知道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生下他的，如果非生不可，我们一定会寻求母婴阻断，但是现在悔恨已晚。”面对艾滋病患者夫妇无奈和泪水和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无辜的病孩，同样为人父的张医生最能体会。因此，张医生会最大限度地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治疗和无微不至的人性化关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发育不良，身体抵抗力差，经常生病。将这些孩子纳入“四免一关怀”并让他们服了抗病毒等药物后，家长们看着孩子的个头一天天长高，身体也逐渐强壮起来，家长们都让孩子亲切地喊张医生“张爸爸”。“是张医生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啊！”一位孩子的家长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除此之外，为了安慰艾滋病患者家庭及消除他人对艾滋病患儿的歧视，张医生日前精心组织了一次艾滋病患者家庭联谊活动，张医生还说服了家人，让自己5岁的儿子也参与到活动中去，“那天张医生的儿子和艾滋病患儿一起吃肯德基，一起玩捉谜藏，一群小孩开心极了，孩子们的父母也感动得热泪盈眶。张医生总是事事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来向他身边的人证明：艾滋病病人并不可怕！”张医生科室的一位护士说。

据院方领导介绍，张建波医生不仅十分敬业还极具爱心，看到艾滋病家庭的生活很困难，他还自己按月掏钱领养了两个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

医生历经了HIV病毒的考验
张医生曾深有感触地说，他1999年第一次走上街头为群众发宣传册时，一个路人不经意地接到手里，一看不仅惊呼到“哇，艾滋病！”吓得宣传册都掉到了地上，而有些人干脆就不敢来接。那么，和人人都谈之色变的艾滋病人长期打交道，张医生就没有遇到过危险吗？“有！，我还差点为此放弃了我为之深爱的事业。”张医生说。
　　那是2003年5月的一天，张建波和护士在为一位晚期患者抽血做化验，血液抽好后，由于之前护士没有将针管和注射器拎紧，以致在操作时因用力过猛，针管突然脱离了注射器，血液顿时喷洒在旁边指挥的张建波医生的脸上，弄得张医生眼睛里、鼻孔里都是危重病人的血液。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张医生倍感意外，他立即采取了临危措施，对着血部位进行了清洗，还服了抗病毒药。“尽管我是个临床医生，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真正身临其境受到考验时，我还是显得万分恐惧。接下来的半年（HIV病毒感染在半年之后方可确诊）时间里，可以说我的日子每时每刻都是在紧张中度过的――如果我被感染了，我的妻子、儿子怎么办，还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变得十分消沉、郁闷，正常的生活秩序也被彻底打乱了，以致妻子对我产生了太深的误解。而我又不能对妻子倒出实情，她本来一直就对我的工作提心吊胆，我怎能在情况还没有弄清楚之前增加她的心里负担呢。我就这样在煎熬中度过了漫长的半年。”
半年后，张医生经过检测属阴性才如实负重。他迫不及待地将实情告诉了妻子，妻子硬是赴在他怀里哭了一天一夜。这一次的经历虽然有惊无险，但也给医师张建波在从事这个危险事业的征途中第一次产生了想法，甚至有了想要退缩的念头。

另外，由于长期倾听和面对患者的悲惨人生，还要给予他们无助的生活一些建议，这又是一个涉及个人隐私的工作领域，张建波医生的种种心情不能向他人提及，他感到非常压抑，这种精神状况在长期得不得宣泄的情况下，张医生有时会莫名地感到自己“有问题”，因此他曾多次向心里医生咨询，发出“我的精神状况是否还正常？”的疑问。
“在经历了这次非同寻常的考验和心理医生无数次‘你要注意调理自己的精神状态了！’的忠告下，我的确非常苦恼”。据了解，他做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干预工作只是他的业余社会活动，他是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利用晚上和周末休息时间来做这一切的，作为一个医务人员，他平时还得完成一些医疗任务，这又是何苦呢？。
“是的，是一个约定改变了我，使我坚持到现在，并将一直坚持下去，无怨无悔！”张建波医师铿锵地告诉记者。

为了一个约定
那是2003年5月，他是张建波医师接诊的一位患者，叫阿浩。阿浩开始是腋下长了一个小包，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后伤口久久没有愈合，张医师在思索中产生了疑意。于是他问阿浩是否吸过毒，阿浩说吸过的，为了和心爱的女友结婚洗心革面戒掉了，现在才结婚半年，又摊上了这怪病。张医师给阿浩做检测后，果然不出所料：阿浩已是艾滋病晚期！张建波医师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阿浩和他的妻子，以免被感染进一步扩散。后来其妻忍不住将此坏消息告诉了阿浩的母亲，就这样不多时全家人都知道了。可想而知，在自己的亲人都害怕自己、厌恶自己，以致时刻祈祷自己快点死去的时候，接下来阿浩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他的痛苦不仅是肉体的，更多的是精神的崩溃！
在无艾滋病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张建波医师万般无奈，他接到了阿浩打来的电话：“张医生，我想见你！”。当张建波赶到阿浩家时，阿浩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了，阿浩气喘吁吁、断断续续地对他说：“张医生，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怕死，真的，我只是怕活着的时候被人看不起，死了也被人唾弃，连抬的人都没有。只有你，是真正将我当人看的好人。我请妻子为我买了一双新鞋子，我走的时候，你能不能为我穿上‘上路’的鞋子？这样我就不害怕了，因为我能感到有你在我身边！”“好，我答应你，但是你一定要坚强，情况不一定那么坏！”张医生强作镇定地安慰到。
次日凌晨两点，张医生接到阿浩妻子打来的电话，说阿浩不行了。当张建波医生骑摩托车火速赶到阿浩家时，阿浩已经不能言语，其妻子说，张医生，他就在等你了！当张建波快步走到阿浩面前，躬下身，紧紧攥住阿浩的手时，阿浩流下了两行眼泪，并用眼睛示意张医生那双摆在桌子上的新鞋子。张建波医生接过阿浩妻子递过来的新鞋，然后拿了一只给阿浩妻，两人认认真真地各为阿浩穿上一只新鞋后，阿浩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拉着张医生，脸上挂着泪珠微笑着闭上了双眼。
“我还有什么理由离开阿浩，离开阿浩这样迫切需要我关爱的艾滋病患者？面对他们的悲惨结局，我又怎么能够视若无睹、袖手旁观呢？为了这个约定，我决心永不放弃！”说到这里，张建波医师已是双眼湿润。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约定，也就是让我坚持再做这个工作的原因。这个约定是对我的鼓励，让我欲罢不能，继续在做，继续照顾他们。让这些艾滋病患者临终时能够安祥、体面地离开人世，让感染者延长他们的生命，用艾滋病抗病毒药物（鸡尾酒疗法）留下他们，让他们象正常人一样快乐地劳动生活，而不被人歧视、唾遗和遗弃，就是我莫大的慰籍！”
张建波医师坚信，他和同事们的坚持和努力正在有效地帮助社会。这是他难以放弃的一个约定，是他与基金会项目资助方的一个约定，是他与志愿者朋友之间的一个约定，也是一名医生和患者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