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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那可能是我们（确切地说是我）做的最荒唐的一件事，那种带着责任与认真的玩笑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支撑着我如此幼稚的行为的，一定是既迫切又极其坚定的信念。
在街头贴的“办证”的小广告处，我弄到了两张假结婚证。
当安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的是什么时，一阵惊讶过后，他几乎笑出了眼泪，嘴里一个劲儿地说我疯了。
那又怎样呢！人这辈子还不兴疯狂几回？况且，我并不认为这种疯狂有什么不好。
虽然那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的东西，我却很认真地告诉他，我不会离婚。他听着只是笑，不知道是因为高兴还是觉得荒唐……
天气渐渐热了，安的病却越发地严重了。
连续的两次晕倒让郭姨吓坏了，好在每次都能被及时喊醒。而每次醒过来，他都会很平静地说，“我没事，就是有点困。”
虽然这两次昏倒我都没在他身边，但从郭姨的话里，我能感到恐惧。我在心里想着，该如何说服他去住院治疗。
进入夏季，工作开始忙了。安这边又让我放心不下。整个人开始有些焦躁。因为每天都是下班时间刚到，我便第一个提起包走人，同事背地里都叫我“定铃儿”，意思是比下班铃还准时。有时对于他们善意的玩笑，我也只是尽己所能地打哈哈，并不做多一丝的解释。
一个周末，宁帆来看安。就在我们忙着收拾午饭后的凌乱时，安又晕了过去。看着郭姨拍着他的肩大声喊他，我和宁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是我头一次直面他发病的可怕，好象再也醒不过来般，沉沉地闭着眼睛。“死亡”这个词在我脑子里一经闪过，我几乎是吓傻了。
好容易等他睁开了眼睛，我说什么要送他去医院，郭姨也坚持着。
“还没到检查的日子。”他声音不大。
“那也不行，马上就去。”说着，我就去拿钱。
“我不去。”他提高了嗓音拒绝着。
“别理他，宁帆，你先去叫车。”我糊里糊涂地吩咐着。
“我开车来的。”宁帆补充着。
“随你便，我就是不去。”他几乎是冲我嚷嚷。
郭姨搂着他眼泪汪汪，宁帆不知所措地僵在那儿，这情景让我对他的固执更加恼火。
“行，你不去是吧？那我也随你便。以后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管你，行了吧。”说完，我一赌气出去了。
上楼到了自己家门口，因为没带钥匙，又不想敲门，只得落魄地坐在了楼梯上。
说实话，我之所以那么冲动，气愤，完全是要掩饰心中的恐惧。他的表情那么平静，和睡着了一模一样，却又不能轻易叫醒。他像个固执的孩子，无理取闹地拒绝着任何道理，一意孤行于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为什么他就不能替我们想想呢？郭姨的眼泪，我的焦急，包括宁帆的慌乱，哪一点不是因为爱护他？他不知道，哪怕是用任何代价，只要能换他在我生命中多一刻的驻足，我也是在所不辞的。
我想这些，想到心疼，想到流泪，想到有东西塞住喉咙，像是要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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