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现代婚姻、家庭法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查士丁尼之《法学阶梯》对婚姻和家庭有两条基本的规定，其一，由自然法产生的男女结合，我们称之为婚姻，从而有子女的繁衍和教养；其二，婚姻或者结婚是男与女的结合，它包含有一种彼此不离不弃的生活方式。

　　现代婚姻家庭法的学者由此抽象出婚姻家庭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一，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的自愿结合与共同生活；其二，家庭的功能是生育和抚养后代。

　　前一个要素强调“异性”结合，后一个要素强调人类的繁衍。于是，这样的定义就将同性式的“婚姻和家庭”排除在婚姻家庭法的保护之外，因为同性恋是非男女式的结合，而且，同性恋只能够“抚养”后代，而不能“生育”后代。

　　同性恋自古有之，但是，他们处在人类“正常生活”之外，一直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群。他们在婚姻家庭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身份，因为法律是社会主流人群创造和应用的，作为边缘人群的同性恋者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甚至，应用于社会正常人群的法律，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反而是一种法律上的歧视和压迫。

　　当人权运动渗透到法律领域的时候，同性恋的权利主张应运而生，首当其冲的便是“同性婚姻”的法律效力，他们希望自己的“婚姻”得到与异性恋婚姻同样的法律保护。

　　在美国佛蒙特州，三对同性恋伙伴曾分别共同生活了4至25年不等，其中两对伙伴收养了子女。他们向当地政府申请结婚证，以维护他们“配偶”之间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相关利益。当政府拒绝他们要求之后，他们于1999年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判定政府给他们发放结婚证。官司一经提起，舆论一片哗然，报纸、电台和电视纷纷报道。支持者认为，不给他们发放结婚证是一种法律歧视；反对者认为，如果认可了同性恋婚姻就会对传统的婚姻家庭伦理产生致命冲击。

　　同样，法官之间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如果判定政府发放结婚证，那就意味着对“婚姻是男女共同生活体”这一传统的否定，从而无法遏止通过生物技术改变人类性别的行为；如果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就与“法律同等保护”和“反对法律歧视”的原则相冲突。

　　一个法官甚至假设，男甲与女乙同时爱上了女子丙，他们都想娶丙为妻。如果婚姻法只许可甲与丙的婚姻，而不认可乙与丙的婚姻，那么，这样的婚姻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法律歧视。

　　在综合了各种考量之后，法官们达成了妥协。一方面，法院判定原告可以以“民事联合体”的主体资格得到与异性式婚姻家庭一样的法律保护，以贯彻法律同等保护的原则；另一方面，法院不支持原告得到结婚证，以维护婚姻家庭“男女共同生活以生育和养育后代”的这一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