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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第一届新加坡艾滋病大会上，与会的台湾代表悄悄地邀我一起吃午饭。他是我前男友的好友，原以为是为了聊聊最近的消息，想不到竟然是给我带来他的死讯。
他守着一个死亡的秘密过着一般人过的日子，心里头是什么滋味？而我，以及当时的台湾社会，正逼着他那么做。
几个念头马上窜入脑中：我们初遇时他应该已被感染；谢天谢地的是我们一直都很安全；虽然明天我还是得赶快去验一验。紧跟着
这些念头而来的，是一股难言的悲哀。
乍听到前男友过世，当然会难过。但在那人之常情的难过底下，却流窜着更深层的悲伤。我那时不太能够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只是
很清楚，那股悲哀使我无法生他的气。我当时的男友倒是气坏了。他觉得对我隐瞒实情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我可能因此而被感
染。
他说得没错。只是，当时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把所有的旧照片搜集起来，排列在相簿里，重新地再看一看，揣摩着他自知大限已近
，还在野柳搭着我的肩，对着镜头微笑时，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他不告诉我真相？他是医师，不断地规劝周遭的朋友去检验，更在我刚出道时给我灌输安全性行为的知识。为什么却不肯告
诉我已被感染的真相？
我永远不可能知道答案，但能猜得出一二。
如果他告诉了我，我还会和他在一起吗？说实话，不会。绝对不会！
在九十年代初，艾滋病对我而言是美国旧金山的问题，一件很遥远的事。我不能想象身边的人会是带原者。要是他真跟我说了，我
恐怕只会被吓坏。我想，他是知道的。
你或许开始明白我那时为什么如此难过。艾滋病的耻辱烙印使他无法跟所爱的人说真话。
他守着一个死亡的秘密过着一般人过的日子，心里头是什么滋味？而我，以及当时的台湾社会，正逼着他那么做。
我该如何释怀？多年后才霍然感悟，原来我一直在歧 视着我的男朋友。
我们看待艾滋病患时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我们知道他们存在，偶尔也会讨论一下艾滋问题，但请别靠得太近嘛。试想想，艾滋病患
同志感受到这种隐讳型歧 视时，心里头又是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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