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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至少在2001年以来，严感觉到了婚姻带给他的苦痛。他否认这是对妻子的嫌弃，这种苦痛只是来自于对同性恋的感受。
“一天深夜，我以为我妻子睡熟了，就去另一间屋子给他打电话。在静夜深处，我们相互倾诉爱慕和思念，我忘记了身外的一切。门被轻轻推开，等我感觉到什么，我妻子披着睡衣就立在我的背后。我看见她脸上的泪，我吓傻了，电话机摔在地上‘嘟、嘟’地响，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如果我是跟一个女人深更半夜调情的话，那还好说一点，而现在我是和一个男人。我是个同性恋呀。同性恋比杀人犯都难听！”严的失常举措足以证明他对自己是个同性恋者的恐慌不安。严和妻子抱头痛哭，两人都在为知道真相懊悔不已。
“我们开诚布公地谈。我告诉了她我对她隐藏的一切，包括他写给我的情书。我一点也不想再隐瞒下去了，我让她知道越多越好，这么多年，我没有真正爱过她，欠她的太多了。她骂我，恨我，抛弃我，她对我越狠我越好受一点。我也恨我自己。我说，我是这样的一个改不了的人，和你一起生活了十年的这个人不是我，我是另一个人，是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与同样不能走进阳光的灵魂相伴的人，这个我再也无法与你眼中的我合二为一了。”严提出离婚。但是温默默地接受着这一切，在她起伏的悲痛里，她宽恕了一个同性恋丈夫的行为，只是不愿意让他再去找男人。她不相信，她的爱和这个家庭不能留住丈夫。但是，她的希望对严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在以后不眠的深夜，她仍然可以听到对面房间里轻快的电脑键盘敲击声和隐约的私语声。她知道，紧闭的那扇门里面，她的丈夫正在网上以他的方式抚弄他最兴奋的时刻。
她醒了。
2002年春节，这次是她提出离婚，这让严欢喜不已。“我什么都可以给她，房子、车子、孩子，我都可以不要。就像我当年来北京一样，赤条条一个人来去，我只要她还我自由。我甚至劝她，趁年轻再去找属于她自己的幸福。”但是，严没有等到他索要的自由，在这个女人眼里，她的丈夫除了性指向不一样，他生活积极而富有智慧，仍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而且，他们一同打下江山，他们有共同的血脉结晶。她不能离开他。更重要的，她以为同性恋只不过是一场成人游戏而已，是不会长久的。这个女人深信丈夫总有一天会回到自己身边来的。
她这样想着，便又怅怅地睡去。
严的生活重归平静。只是在暗夜里，两个人想着各自的心思。
严以在公司加班或出差为由偷尝他和同性情人之间的快乐。“但是每个周休日和节假日我的时间肯定都给她和孩子的。她很高兴。”严相信他瞒天过海的做法没让妻子看出任何破绽。他试图减小他的行为对妻子和这个家庭的伤害。
妻子的善良宽容使严更感内疚。“我和男友打电话发短信，她是可以去查电话单的，我的公文包就放在她的手边，她也从不动一下。她越对我放心不干涉我，我的良心越觉得不安和难过。我们几乎没有性生活了。”严承认来自良心和道德上的压力使他对家庭怀有深深的罪责。
尽管严在情人和妻子面前左右逢源，但仍感到力不从心。他的BF（男友），严亲昵地以他的网名称呼的那个男人，坚持让他与妻子离婚。“他宿舍也没地方，只好大白天去外面开个房间做爱，晚上再赶回家。有时一周也见不了一面。这些都让他觉得我的家庭是个拖累。”那个男人希望光明磊落地与严并肩前行，他说他需要的是和那个女人一样专一的爱。这显然让严左右为难。“我的孩子已经5岁了，我觉得还是对孩子有个责任吧。我下不了决心。我和我妻子都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希望平安地把他养大，让他和别人家孩子一样在父母的关爱下健康长大。”这个“责任感”最终使严回到他妻子的一边。
相持了一年之后，那个失望的男人离开了严，他对已婚男人彻底失去信心。
现在，严频频地在这个城市与愿意和他共度“一夜情”的同志约会。“我没有资格谈感情，我做不了一个合格的丈夫，我连做回自己都不可能。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灵魂。”严在一个同性恋聊天室里不断地重复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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