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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和很多同龄的孩子一样，胡泽涛爱看动画片，爱听鬼故事，爱上QQ聊天，无聊时会给同学打骚扰电话。他最得意的，是在2010年参加了公益纪录片《在一起》的拍摄。 该片记录了电影《魔术外传》拍摄期间剧组通过网络聊天、全国寻访、征集选定艾滋病毒感染者参与拍摄的过程，入围第61届柏林电影节。
片中，胡泽涛有这样的镜头：
黄沙漫漫的塬上，一个穿校服、戴红领巾的男孩背着大大的书包渐行渐远。突然，孱弱的背影抽搐了一下，踉跄了几步，弯腰，倒地，扭曲成一团。十几分钟后，仍是这个穿校服的男孩，在导演的安排下，需要演一场哭戏。此刻的空气凝固下来，男孩的哀嚎声在山谷里回荡。镜头挪开了，哭声仍在继续，男孩一脸悲戚⋯⋯
“涛涛哪里是演戏，这分明是他的生活，他的宣泄。”看过片子，了解胡泽涛的人叹息着。
“他们一家人和我分碗筷”
从出生那天起，悲凉注定成了胡泽涛生命的底色。
“我4岁那年，我妈死了。”孩子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哀伤，他甚至根本记不清母亲的样子。
7岁时，胡泽涛像是中了邪——肚子疼、流鼻血，动不动就打针输液。幼儿班的老师害怕了，索性让他回了家。胡泽涛的父亲带着儿子辗转了长治、太原的几家医院，医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直到2005年，胡泽涛被确诊为感染了艾滋病，渠道为母婴传播。死亡像个挥不去的幽灵，笼罩在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洪水镇墨镫乡新村的这个农家小院里。
很快，父亲把胡泽涛送进了山西省临汾市传染病医院。
2010年度山西省艾滋病疫情通报会上公布的数字显示，山西累计对1140例符合治疗条件的病人予以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其中成人1080例，儿童60例。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郭小平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山西90%的HIV感染者都在该院接受或正在接受治疗。“其中不少是孩子。有的家长把娃扔下，就走了，根本联系不上。有的娃病情控制住了，但不愿意走了。”
为了让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2006年，传染病医院成立了“红丝带小学”。目前，有16个孩子在红丝带小学治疗、就读，他们的母亲皆已去世。胡泽涛就是其中之一。
胡泽涛离家上学时，告诉村里人，说是去长治上学了。他怕说了实话，连村里的小卖部都不能去了。
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并蔓延开来。几乎是一瞬间，曾经玩得好的伙伴再也不来了。
更多更明显的歧视出现在家里。“他们一家人和我分碗筷。”镜头外，胡泽涛无意中说出这么一句话。“他们”指的是他的奶奶、父亲和继母。
两三年前，胡泽涛的父亲再婚。新婚妻子进门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个感染了艾滋病的继子。“新妈妈怕我。”胡泽涛一脸平静，“她告诉我，手破了的话不能碰任何公用的东西。”
《在一起》的片子里，剧组在胡泽涛家拍下了这样的镜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父亲和继母很自然地夹菜给孩子。旁人疑惑，为什么不是孩子自己夹菜。父亲一怔，说，是怕孩子不小心，淋到了外面。尴尬的沉默过后，父亲允许孩子自己夹菜，但孩子还是怯怯地不敢去夹，再一次鼓励后，胡泽涛才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尖夹起一小根粉条，迅速抽回。
纪录片拍完后，导演特意找胡泽涛的家人和剧组的人一起吃饭。饭桌上，没有人计较和胡泽涛在一个盘子里夹菜。胡泽涛的父亲当场哭了，他觉得对不起儿子。
那些被污染的血液
“涛涛家里的情况，我是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才知道。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这些？”胡泽涛在红丝带小学的生活老师刘丽萍也是一位HIV感染者。但和胡泽涛相比，她觉得自己挺幸运，至少不会被家人嫌弃。
拍纪录片的时候，刘丽萍和胡泽涛一样，拒绝遮挡，不打马赛克。
“我是1996年宫外孕手术时，输血感染的。”刘丽萍的脸上少有笑意，但说不出的坦然。
她回忆说，手术时由于大出血，当时就休克过去。后来听人说，来输血的好像是个老头。老头到医院问，有没有人要输血，刚好刘丽萍在抢救，医生就拉了老头去输。
刘丽萍说，自己的身体一直很壮实，连头疼脑热都很少有过。可到了2005年，她突然生病了，低烧、呕吐，嘴里起满疱疹。在当地医院的口腔科没查出什么原因，刘丽萍直奔山西省运城市疾控中心。“我当时已经怀疑是艾滋病了。因为我们镇上有人得了这个病，说是输血得的。我问过他，输血时间跟我差不多。”
几天后，家人把刘丽萍送进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我在医院门口大哭大闹了两个多小时，死活不肯进去。”刘丽萍现在想起，自己都觉得好笑，“我想过死，想过报复社会。命运太不公平了，我做错了什么，我花了一万块钱输血，结果得了一个终生治不了的病。”
直到发现感染者中还有两个孩子后，刘丽萍平静下来。“我当时特别惊讶，怎么连孩子也会得这种病？后来知道艾滋病除了性传播和血液传播之外，还有母婴传播，这些孩子是最无辜的。”
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郭小平介绍说，1996年前后，用血极不规范。“有病人要用血了，随便叫个人过来抽一下就行了，不做什么检查。在2004年左右，我们收治的感染者中，80%是血液传播。”
有公开的资料称，我国于1993 年开始整顿血站，规定血站献血必须进行HIV抗体检测。但是，血液(血浆)一度被“血头”、“血霸”作为商品经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影响下，在“救死扶伤，献血光荣”的号召下，偏远贫困的农村，成了便宜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其中大部分为卫生部门所开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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