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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张北川指出，上述比例的增加与艾滋病防控项目动员更多“同志”参加检测有关。
“同志哥”说，所有的性行为中，插入式肛交最容易感染。女性性工作者是为了金钱，更倾向于采取安全措施；有些“同志”是为了快感，反倒不喜欢用安全套。
杭州市疾控中心最近对175名“同志”网民进行了一次网络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20岁，八成以上在半年内有过肛交行为，而最近六个月肛交行为中有三成以上的人从未使用安全套。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只占两成。
张北川认为，大学生更注重感情，更愿意在感情基础上发生性关系，因此大学生“同志”的感染率应当低于大城市这个群体感染率的总体水平。
但由于缺乏调查数据，全国到底有多少大学生“同志”像刘季和唐糖一样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这仍然是一个谜。
严重缺课
陈非(化名)是一名25岁的“同志”，在北京某高校读研究生。从大四时发生男男性行为开始，他有过七个性伴侣，其中三个为一夜情。
这三次一夜情中，只有一名30岁的上海男子主动提出使用安全套，其他两位均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陈非自己对“同志”安全套也没有好感，认为会降低性快感。
尽管深知“同志”群体的艾滋病病毒高感染率，陈非和很多“同志”一样“存在侥幸心理”。在第一次性行为之前，他并没有细致了解过如何才是安全的性行为，“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安全”。
一次无套性行为之后，陈非出现持续高烧，这让他非常忧虑，赶紧去做了检测。他向本刊记者出示了化验单，结果是阴性。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存在三个月窗口期，他仍不放心，打算之后再去做一次检测。
张北川说，在学生的青春期到来之前就应该进行科学的性教育，“严重的缺课，导致大学生不断被感染”。
广州“朋友公益”的豆豆(化名)也说，当前中国年轻人性观念日益开放，而性教育缺乏导致的无知，会增加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和异性恋者一样，不少“同志”也期待长久的爱情，而现实往往击碎他们的梦想。下学期就要读大四的暖阳(化名)说，他第一次恋爱是网恋，对方没有勇气见面，后来给他介绍了一个军人。两个人山盟海誓。但军人退伍后选择了放弃，不知所踪。
暖阳有点羡慕异性恋：“异性有婚姻约束，换偶率相对要低。至少怕把对方肚子搞大了，还会采取措施。”
实际上，2001年修订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已经不再将同性恋笼统地划为“病态”。“同志哥”说，这对同性恋人群的去污名化是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他希望，社会能够接纳“同志”，让他们勇敢地走出来，而“同志”也要接受社会主流伦理规范，“不要让外界感觉‘同志’就是始乱终弃”。
近段时间，大学生群体以及大学生“同志”群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引起各方关注，有些人因此给他们贴上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签。但豆豆说，只要有不安全行为，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艾滋病，与性别、身份没有绝对关系，“这种标签化更容易对社会大众形成误导”。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大学生“同志”可能面临更多的歧视和误解。
结束乡村学校教学的志愿者生活后，唐糖需要一份工作。尽管他可以在层层笔试、面试中脱颖而出，遇到含有艾滋病病毒检测的入职体检时，却只能选择退让。
最终，在一家入职体检中没有艾滋病病毒检测项目的单位，唐糖找到了一份工作。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尽管薪水并不丰厚。
暖阳发牢骚说，疾控部门一些人士只想着拉“同志”来检测，却不做权益保护，“受压迫者不会有责任感，不管对自己还是他人。”
浙江爱心工作组组长王龙则认为，官方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同志”群体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疾控部门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女性性工作者。
2010年，浙江省的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全球基金项目招标中，最初有25万元针对女性性工作者，近3.5万元针对吸毒人群，只有不到1.7万元针对“同志”。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女性性工作者的项目费用减去5万元，增加给“同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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