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 仇勇
　　□记者 崔鹏 夏襄荣

　　在2003年12月1日艾滋病日到来前夕，中国政府宣布，将承诺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同时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1988年，当乔纳森.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中国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病长城”。这也是曼恩博士当年来中国访问时对我国领导人与同行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吗？”中国惟一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获得者高耀洁说，“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天真。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我们还是晚了，我们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性。”

　　一语成谶。艾滋病已成我们新的国难。但是，我们的救治依然捉襟见肘，由政府主导并由地方行政部门完成的药品发放缺乏连续性，导致病人缺医少药，吃吃停停；生产抗艾药品的制药厂因为没有经济效益而步履缓慢；新药品和疫苗的研制同样没有真正的突破；面对艾滋病病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依然存在不理性态度。

　　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鲁杰11月6日在北京主持一个艾滋病研讨会上所说：“中国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政府能够单独打赢这场战争。”面对那一张张死亡的脸，我们惟一必须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药终于来了

　　这是政府第一次到村子里发放药品。对于60岁的河南尉氏县村民丁洪章来说，他们来得晚了，可怕的疾病已经夺去了他的儿子的生命。

　　但还有更多的村民躺在光线昏暗的床上，持续发烧38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脓，脸色吓人地黑。他们从30岁到60岁不等，正值赡老抚幼的壮年，却已经没有力气劳动，失去了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他们感染的是致命的艾滋病，从城里三级甲等的155医院到村里的赤脚医生都束手无策。他们的命运，就像河南民间著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说的那样：“等死。”

　　43年前，丁洪章是驻扎在杭州市的一名空军地勤兵。当他获得提干机会的时候，他得知自己的家乡——河南省开封地区尉氏县邢庄公社曲楼村——饿死了人。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要求退役，回去帮助自己陷入灾难的村子，并从此担任了20多年的村支部书记。但自从1992年村前连接开封和县城的马路上出现成群结队的卖血农民，自从他儿子丁军那辆贩运蔬菜的“奔马”农用车成为接送乡邻卖血的专用车，噩梦便降临到这个家庭头上——在开封市和尉氏县几家官办血站，丁军也顺便卖了近10次。

　　2000年，这个700人的小村庄有4人死于艾滋病，2001年，又是4个。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政府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到来，丁洪章只好写信给在报纸上看到的高耀洁求救。当2001年8月本刊记者第一次见到丁军时，全家已经为他在城里医院花费了8000多元钱，不仅毫无疗效，而且胆管堵塞、肝脾肿大，肾脏也出了问题。这个黑瘦汉子拒绝再去医院，拒绝再喝母亲熬的小柴胡汤。他拒绝任何治疗。他信了教。

　　“让他信吧，至少他精神好多了，一顿也能吃两个馍、两碗汤了。”老共产党员丁洪章的心中也有了一丝侥幸。但半年之后，他还是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2003年7月，北京的专家和县乡两级医院、防疫站的医务人员终于来到了曲楼村。“所有村民都做了检查。”丁洪章说，“现在有几十名病人开始免费吃药了。”

　　这个因为4年前出现艾滋疫情而人迹罕至的村庄重新燃起希望。每个月，艾滋病病人们被集体组织起来，到乡卫生院接受定期的病情检测。“每个人收二三十块钱，”丁洪章说。所有接受检测的人，都能够从村卫生室的医生那里领取一个星期用量的抗艾药物。村里还建立了合作医疗，每个病人只需要交10块钱，将来如果住院，可以报销大约30％-40％的医疗费用。同时，村干部还告诉处于困顿中的家庭，他们可以免缴今年的公粮。

　　更大范围的有组织的防治工作已于今年3月全面展开。中国在涉及11个省份的51个县级行政区划里建立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政府承诺，在示范区内凡是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都能获得免费治疗。到今年年底，示范区的数量将增加到127个。

　　从今年4月开始，陆续有3000人份抗艾药物开始发放到河南所属的示范区内。在湖北，这一数字是420人份。湖北省在随州、襄樊、巴东、鹤峰、大冶、浠水等地建立了6个国家级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另外还有11个县市建立了省级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这些抗艾药物主要是由去年刚刚获得生产批号的国内药厂提供的。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公司和东北制药向《商务周刊》证实，今年1月26日，卫生部向它们采购了3000人份抗艾药物，随后，这一政府订单又追加了2100人份。

　　在云南，一项惠及300名艾滋病病人的中美合作治疗项目已于去年开始。该项目由云南省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所采用的抗艾药物是葛兰素史克研制的三联复方药物三协唯(Trizivir)。鸡尾酒疗法(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联合疗法)的发明人、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执行总裁何大一说，选择这一药物是因为它的服用对病人来说更简单、更容易。

　　何大一的主要助手，也是第一个将鸡尾酒疗法引入中国的中国医科院、协和医科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副主任曹韵贞教授向《商务周刊》透露，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和资助的中国综合性国际艾滋病研究项目正筹备在山西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的治疗组，“大概要治600到700人”。

　　先驱者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韩女士(化名)发现自己的左眼已经失去了视觉。

　　她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几年前儿子在新房子里娶了媳妇，但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韩女士的视觉开始下降，先是左眼，然后右眼也受到影响。

　　在当地医院，医生的检查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于是，儿子带上韩女士来到代表着希望的北京，检查结果把全家人吓了一大跳。

　　HIV呈阳性——一纸薄薄的检测结果证明韩女士患上了可怕的艾滋病。而眼睛的毛病正是由于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症——眼底炎。在韩女士努力的回忆中，她想起1995年，自己为了给儿子盖新房，在血站排队卖血时的情景。她委屈得想哭——整个世界就像是轰然坍塌后的扬尘。

　　“最后还是给拉回去了，没有治。”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李太生在这个动词上用了“拉”字，更加让听者心头一紧。人最遗憾的事莫过于没能把自己擅长的工作运用到自己认为最应该运用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办法让她的眼睛复明，但她还没有到艾滋病晚期。”韩女士的家境并不算差，李太生还清楚地记得韩女士儿子的手机时髦光鲜，在阳光的照耀下，明晃晃得像把刀子。

　　李太生1993年在法国留学时开始接触艾滋病，1997年和法国同行一起发现，鸡尾酒疗法对艾滋病晚期病人免疫系统的重建作用，1999年回国。当他在法国第一次触碰到这种世纪之症的病人时，那种紧张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摸到艾滋病病人冰凉的胳膊，好像在摸一条蛇。”

　　1999年之前，没有多少艾滋病病人愿意接受治疗。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回忆，他们当时收治了一些艾滋病患者，但国内的治疗方法还比较原始，只能治疗腹泻、肝炎等并发症，吃一些很大程度上对患者起心理作用的中药。正如当时河南的一个村子在向地坛医院求救的一封信中写的那样：“我们这里的人死得就像得了鸡瘟的鸡一样。”1999年，曹韵贞在地坛医院开设艾滋病门诊后，情况才有所改善。刚刚回国的曹韵贞带领着李太生等一些同行在全国推广鸡尾酒疗法。

　　曹韵贞第一次接触艾滋病研究是在1986年，那时她已45岁。当年12月，她在艾滋病病人尿液中检测出HIV抗体，为此项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检测方法，因而一举成名。

　　“几千份尿液样本放在实验室里，进去之后满是尿味，根本分辨不出其他气味了。”郑州第六人民医院的艾滋病专科医生何云回忆第一次听曹韵贞的讲座，对此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90年10月，曹韵贞从纽约大学转入由何大一领导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工作，开始参与一系列重要的艾滋病专题研究。

　　1998年7月16日，受中国卫生部的邀请，曹韵贞回国参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在她的游说下，美国一些著名的制药公司同意提供药品和经费，向中国输入鸡尾酒疗法。“我们希望让老百姓知道，这个病还是可治的。”曹韵贞解释了引入鸡尾酒疗法的初衷，“第二就是让政府看看治疗的重要性是什么。第三就是先帮国家建立一支队伍。”

　　最初的时光是在艰难中度过的。曹韵贞的工作虽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但国家对此的投入却很少。曹韵贞频繁地到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讲课，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些联系，推动更多人参与艾滋病的防治，但是这些尝试的结果并不理想。直到2000年年底，中国暴露出大面积输血感染人群，政府才开始加强对艾滋病治疗的重视。

　　曹韵贞的努力没有白费。她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培养了一批中国最早从事防治艾滋病的医务人员，何云就是曹韵贞的得意弟子之一。自从把防治艾滋病当作自己的事业后，已经30多岁的她仍然没少哭过。最近一次哭鼻子，是因为病人家属责怪她态度不好，病人和家属不理解艾滋病为什么一定要那么严格的规范治疗。“别人批评我任何事我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接受人家说我对病人态度不好。我觉得我全部心血都投入进去了，如果有人说我对病人不好，就像是让我头朝下走路一样。”讲到这些故事，何云努力抑制住眼中的泪光，不肯让记者看见。

　　当然，在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们中间，还有76岁的河南民间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2001年，她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在记者看望她的两个小时内，不断有艾滋病患者和家属来到她家。他们表情羞涩，仿佛因为不能报答这个老太太的帮助而心怀愧赧。高耀洁指点着一幅幅照片上的孩子，告诉记者这些艾滋病的孤儿今天的生活境况。6年来，高耀洁先后投入了50多万元自费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她还资助了几十名孩子的生活和上学，或者为他们联系那些愿意抚养的家庭。

　　“我都麻木了。”在听到无数个自己曾经帮助过的艾滋病患者死去的消息后，高耀洁似乎已经无暇为逝者伤痛，只是更加努力地蹒跚着双腿，去为那些未亡人奔走。

　　在好消息的背后

　　11月6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北京举行的2003年中国企业高峰会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上说，今年中国会同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机构做的流行病调查表明，中国现存艾滋病毒感染者84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万分之六，在亚洲居第二位。其中发病的有8万人。从一九八五年至今，中国累积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有100万人。

　　在这次发言中，高强的官方表述上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在介绍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三个主要渠道时，高强首先提到的是非法采血、供血，并对此做了较多阐述，然后说，“还有就是由于针刺吸食毒品和不良性行为未采取保护措施造成的”。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一直将针刺吸食毒品和不良性行为列为传播途径的前两位，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河南、安徽等地农民到官方审批和政府机构主办的血站卖血传播的艾滋病疫情一直语焉不详。

　　中国政府最近还表示，将承诺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同时，政府将对贫困的艾滋病病人给予经济救助，对其子女免收上学费用。中国卫生部表示，政府的承诺包括：在城市，对艾滋病患者中的低收入者，由国家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在农村，国家免费为农民提供治疗药物。同时，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自从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输入性艾滋病病例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来对付艾滋病。但是，一场新的危机，正随着国家针对病人的大规模治疗行动的全面展开，而潜滋暗长。

　　“艾滋病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灾难了，没有政府介入是做不好的。”曹韵贞不无担忧地对《商务周刊》说，“但是医疗工作变成政府行为就有缺点，一些地方容易像是完成任务，缺少科学的精神。”

　　许多艾滋病患者，由于没能得到经过专门培训的医务人员的临床指导，在服药过程中吃吃停停，又缺乏定期检查，甚至在一些地方，这些抗艾药物都是由基层的行政干部来发放的。这种大规模治疗中的混乱行为，“在圈内已是人所共知的秘密，”一位基层医务人员对《商务周刊》说，“但是谁敢说出来？”

　　抗艾药物的服用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患者不连续服用，将会造成很大的耐药性，降低疗效。曹韵贞表情严肃地说：“本来治疗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如果再出现大的耐药性的话，等于是在AIDS防治工作方面雪上加霜。”

　　艾滋病曾经夺去了丁洪章儿子的生命，这位退休的村支书并不懂得这些潜藏的新的危险。他告诉记者，已经有一些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因为出现较大的并发症而停止用药。而且乡里规定，那些不去定期到乡卫生院检查的患者，将不能继续领取免费的抗艾药物。只有继续参加检查，才能恢复资格。

　　今年9月，曹韵贞到河南了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河南之行更加重了她对这种混乱的组织状况的担忧。“老百姓都来找我，说他们不要国产药，要进口药。”曹韵贞解释说，因为当时河南应用了两组药，其中进口药比国产药副作用少一点，这让患者容易接受，看起来疗效更显著。“其实吃国产药也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治疗效果，但没有经验的医生不会去指导病人如何度过副作用期，如何减少副作用发生的可能性。”曹说，结果百姓一听说副作用大，就不想吃，医生就说，你不要吃了。

　　“治疗艾滋病也是一种救灾，但是这种救灾比水灾、地震的救灾难得多。”曹韵贞说，“救灾物资发下去容易见效，但药品的效果如何，不是光发两瓶药就解决好了。还要做大量的教育和检查工作。”

　　“政府开始行动起来防治艾滋病，动机是好的，但是策略欠妥。急于求成的结果，就是为完成任务而敷衍了事。”曹韵贞说。但她又强调，批评是容易的，如何去做还需要方法和建设性。她的建议是，政府应该更加谨慎地开展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前期应该以培训专门的医务人员为主，小范围地开展试点治疗工作；另外要讲究群策群力，发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也许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前期这种做法的危险性。据悉，河南省卫生厅将在今年11月下旬开始大规模培训临床医务人员的工作，培训范围将包括各个地市、县、乡、村的能够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所有医生。

　　远未启动的药物市场

　　与全世界一样，缺医少药是中国艾滋病治疗目前最棘手的问题。2000年，第十三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南非德班举行。经过讨价还价，世界几大制药公司同意对向非洲出口的抗艾药物进行降价。但是中国并没有被纳入受惠国。

　　此后，中国政府出面与药厂协商，从2002年1月起，进口药价陆续降低了2/3。《商务周刊》从地坛医院了解到，目前一位艾滋病患者如果采用进口药治疗，月花费在3000元左右。当然，这不包括定期检测的费用。但是这一价格仍然让一些失去经济来源的艾滋病患者无力承担。

　　由于葛兰素史克提前放弃了齐多夫定的专利权，2002年8月，中国东北制药总厂的“克度”以奇快的速度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成为中国第一个自己生产的艾滋病药物。其后，张江高科旗下的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公司的4种艾滋病药物也随后通过审批。这样，中国国内就有了可进行鸡尾酒疗法4种艾滋病药物中的两组药物组合。如果采用国产药，病人月支出在470元到800元之间。

　　相比较而言，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选择。只要一想到中国有将近100万的HIV感染人群，所有人可能都会为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而激动不已。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商务周刊》的采访过程中，没有一家获准仿制生产的国内药厂对这个传说中的300到500亿元销售总额的市场表示出兴奋。

　　2002年8月6日，东北制药总厂第一个获得了国家药监局关于齐多夫定(AZT)的生产许可批号；9月，又获得了司他夫定(D4T)的批号；今年8月，去羟基甘(DDI)再次获批。这三种药都是组成鸡尾酒疗法的基本药物，但是，东北制药HIV药品部经理陈英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承认，目前的商业销售工作刚刚开始：“我们的药刚送到医药公司，还没有进入医院。”在此之前，东北制药的药品主要通过政府采购或捐赠到达患者手中。

　　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公司虽然从今年3月开始进行试探性地商业销售，但成绩并不理想。记者在参观迪赛诺时，它们的生产车间正处于停工状态。

　　另外一家民营制药企业——浙江华海药业公司，最近也获批了3种抗艾药物：去羟肌苷、奈韦拉平、茚地那韦，但该公司总经理助理祝永华告诉《商务周刊》，它们的制剂生产还没有正式开工。

　　药厂的困境源于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因为国家目前对抗艾药物的采购和应用采用计划体制，各省把用药量层层上报到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后者根据国家财政拨款金额，统一对国内外药厂进行采购，然后分派给各省卫生部门。而且，商业销售也存在极大的用药风险，因为抗艾药物需要在专门的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临床应用。有关部门曾经向第一家获批的东北制药暗示，希望它们不要急于上市销售，以免造成耐药性的不良后果。“现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市场化的有规律的供需。”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和东北制药一样，一些国内药厂希望等到国家出台规范性的艾滋病临床治疗文件，并明确抗艾药物作为特殊药品的管理方法后，再开始上市销售。陈英没有否认，之所以选择从现在开始做商业销售，其中原因也在于国家的减免税政策：“我们基本上是在微利运作。”2003年8月2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免征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增值税的通知》，自2003年7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对国内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的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免征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增值税。同时，也免除了部分进口药物的进口和流通环节的增值税。

　　艾滋病药品临床应用的特殊性限制了这个市场的启动速度，另一个事实是，有许多的艾滋病患者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病情，当然也无法接受治疗。最新的官方数字是，中国目前的HIV感染者是84万人，其中发病人数为18万人。而据《商务周刊》所知，能够享受到免费治疗权利的病人只有5000人。如果加上自费治疗的病人，估计这一数字不会超过1万。

　　“艾滋病治疗不像买辆车，一次花掉几十万元就好了。”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李太生向《商务周刊》解释说，针对艾滋病病毒的治疗一旦进行就不能停，而且中国的医疗保险中没有艾滋病险，这样的费用中国老百姓还是很难承受的。

　　甚至在前几年，因为接受治疗的人数很少，当时的艾滋病临床医生还开玩笑地说，对全国采用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的患者，他们的名字和经历大概都能背出来。

　　尽管所有被采访的药厂都明确表示自己“主要是献爱心”，但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他们不能不考虑市场收益。“目前的市场不太乐观，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报，一两年内想赚钱很难。”陈英把希望寄托在规范治疗工作开展之后，病人愿意主动治疗，“用药量可能会上去”。

　　“只有用药量大幅增加，成本才能下来，才能既带来社会效益，又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正在欧洲访问的迪赛诺董事长李金亮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商务周刊》的询问，“国内抗艾滋病药物是一个利润微薄的市场，即使从全球市场来看，抗艾滋病药物现实的市场空间也没有转化为利润空间。”

　　和其它药厂一样，浙江华海药业告诉记者，它们目前也是采用抗艾原料药出口的方式来弥补国内制剂业务上的亏空。

　　仍然渺小的希望

　　对国外药厂来说，他们的心情要矛盾得多。

　　“艾滋病药物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世界银行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没有专利权保护，65％的医药产品将永远不会投放到市场，60％的医药产品将不会被开发。”默沙东中国区市场部总监屈婉文对《商务周刊》记者说，“如果中国政府能更多地投入资源支持艾滋病的预防与治疗，减免抗病毒药物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简化抗病毒药物的经销环节，使全面的成本体系更加合理化，进口药的价格将进一步降低。”

　　2002年12月5日，默沙东宣布向中国提交了施多宁600毫克片剂的注册申请，这一药物的年人均出厂价为767美元，较之此前又降低了17％。但是，“单纯地降价药价并不能改变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状况，一个全面的计划必需具备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的的资源投入、适当的医疗培训、基础医疗设施改善及确立国家医疗重点和政府的承诺。”屈婉文说，“我们也一直相信，专利是创新的源泉，而不是药物普及的障碍。”

　　专利问题，既困扰着国外药厂，也困扰着中国政府和国内药厂。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解读国产药为什么可以做到低价的秘密：国内药厂的研发部门首先查这些药品专利的过期日，然后确定科研周期，一旦这些药品专利过期，就马上申请国内仿制生产批号。与国外药厂研发新药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投入相比，国内药厂只需花100多万元就可以达到仿制的目的。

　　没有专利保护，就不能鼓励资金投入到耗资巨大的艾滋药品研发上面。但另一方面，无数等待救治的艾滋病患者却在高昂的药价之下死去。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曾达成一项协议，允许那些面临巨大艾滋病爆发危机的国家实施强制许可，即免除专利保护，允许国内企业生产仿制药物。2003年11月6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参加中国企业高峰会时表示：“(中国政府)将按照WTO的有关规定和非商业目的的原则积极研究启动强制许可的制度，加强一些新型治疗药物的研制和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临床专家预计，中国艾滋病病人接受药物治疗的格局将有所改变，有60％的病人会接受药物治疗。其中10％的病人使用进口药物，50％多使用国产药进行鸡尾酒疗法，剩下的30％多接受中药治疗，这些中药都是经国家医药管理局同意做临床观察的，使用这些中药的人都是些很穷的人，每月用500块钱买药也买不起，这些中药都是免费的。

　　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治疗的有效性。据专家介绍，鸡尾酒疗法在成功救助艾滋病患者生命的同时，其所使用的药物的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首先是长期服用艾滋病药物，如果停药患者的免疫系统马上会受到破坏。据统计，这个比例在95％-98％。而且长期用药，随着时间的推移，艾滋病病毒耐药株逐渐增加，尤其是用药不规律的耐药现象将更加明显，统计表明，如果艾滋病患者用药第一年有效率为90％，5年以后就会降到60％。

　　另外，艾滋病药物的急性和慢性毒副作用也非常明显，急性副作用如奈韦拉平会造成皮炎湿疹，茚地那韦会造成肾结石，施多宁造成多梦。慢性作用会在用药一两年后出现，主要是代谢异常，出现高糖血症——糖尿病，脂肪异常丰富，肤轻松综合症等病症。

　　“不管是进口药还是国产药，中国患者的治疗效果似乎比外国人要好，原因大概是外国人以前有用一两种药治过的，会有一定的耐药性。但中国人的副作用感觉也更大，这里边的机理还不清楚。”李太生介绍说，可能有人种问题，中国人代谢的酶有的可能和外国人不一样。

　　目前由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批准合法上市的抗艾药物有19种，随着对艾滋病发生病理研究的深入，一些新药还在不断研制中，包括整合酶抑制剂(主要用于抑制成熟病毒蛋白的形成)和融合酶抑制剂(阻止HIV病毒进入人体细胞)。但是，“这些药物在根治艾滋病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进展。”曹韵贞评价道，“现在的新药只是在配方策略上有所变化，希望降低副作用，使病人能够更合理地用药。”

　　从去年开始，国家药监局对抗艾药物实施快速审批制，第一个获批的东北制药的齐多夫定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而一般的普药审批至少需要二到三年。但是，曹韵贞对这种现象也表示出某种担忧：“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自己生产药，好处在于价钱便宜，老百姓受惠。但反过来说，这些国家进行的临床研究就不够规范。”

　　而在疫苗研究方面，目前也是进展缓慢。“当然，与过去相比，可能成功的曙光多了那么一点点。”曹韵贞说。

　　许多人寄希望于中国的中药研究能够对全世界防治艾滋病做出贡献，但也有更多的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在国内有很多中药在概念上是混乱的，有的根本是做生意的，搞一些免疫增强剂，作为健康补品提高病人的精神状态，就算有效了。”一直致力于中药药效研究的昆明植物研究所罗士德博士，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首先澄清了自己与那些江湖骗子们之间的不同，“中药在艾滋病临床方面还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评价标准，一些实验结果无法从西医方面得到支持和通过。”

　　2003年，罗士德对外宣称他的复方SH——一种中药制剂研发成功。“这是一种中药类型的‘鸡尾酒’。”他说。其中主要成分是以含有抗HIV活性的Morusin和KuwanonH的桑白皮配以其他4种中药。

　　1999年，罗士德与泰国副总理、前卫生部长功.达塔兰西接触，被获准在泰国进行人体的初期临床，一、二期结束以后，今年年初开始进行三期临床，于7月份结束。虽然罗士德宣称，复方SH有很显著的治疗效果，但是，除了他向《商务周刊》提供的文字材料——一份《云南政协报》的报道等文章外，并没有提供更详细和更权威的关于药效的书面报告或证明。

　　据罗士德称，现在泰国已经把复方SH作为一种传统药给予批准，允许在今年年底上市。但能否在中国获准生产，他表示可能还需要等两到三年。

　　令人奇怪的是，所有接受《商务周刊》访问的艾滋病专家们，均表示不知道罗士德和他的复方SH。

　　就在复方SH宣称临床成功前后，台湾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也宣称成功利用中草药开发了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并获台湾“卫生署”核准，在荣民总医院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该公司表示，如果在6个月内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治疗成效，即可上市。但是，曹韵贞向《商务周刊》表示：“这个项目也许是在作秀，打着何大一的旗号在搞。现在没有哪种中药已经被证明是能够降低艾滋病病毒数量的。”

　　李太生认为中药治疗艾滋病有两点优势，一是中药的毒副作用小，二是中药的价钱要便宜。据他说现在国家药监局有两个认可的中药，正在协和医院做实验，其中一个刚刚研制完，正在做临床试验，还没有最后的报告。

　　“但是，我们对中药的科学研究非常不够。”曹韵贞说，目前还不能肯定哪一种中药可以降低艾滋病病毒数量，虽然有一部分有一点苗头，但是中药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同样困扰着艾滋病药物的开发：比如大多数中药制剂采用复方，哪些成分是有用的，哪些有副作用，剂量如何衡量，都缺乏规范化的研究。

　　一种危险的论调

　　政府、企业、市场和患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像一张顽固的网，困住了中国抗击艾滋病的步伐。如果说药物研究和预防治疗工作都只是操作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更严峻的挑战则来自于人们心中依旧牢固的对艾滋病的不理性态度。

　　那些无助的、羸弱的蜷缩在散发着臭味的被褥下面正在失去知觉的躯体，他们是被主流社会疏离的曾经的卖血者、毒品吸食者、卖淫嫖娼者，或者是无辜感染者。他们是时代和历史的浮尘，在寂静中即将重归大地。大多数人都会刻意疏远他们，以免自己被某种不洁的事物所污染。但事实上，他们从未远离我们。

　　他们就在我们的周围。他们就在和我们一起生活。

　　有一种危险的论调认为，这些HIV感染者，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或者本身就是社会边缘人群，他们并不能为中国的GDP增长做出多少贡献，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这种论调的潜台词是，政府和社会不应该投入那么多的资源来救助他们。

　　“他们虽然不会直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贡献，但整个地方经济会由此受影响，别人就不会来这些地方投资。”曹韵贞严肃地指出，“如果任由一批又一批的人、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逐渐塌下来的话，整个中国经济都会受影响，可以想想，中国经济将来就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格局！”

　　在河南、河北、陕西、山西、湖北、安徽、云南和四川这些中西部省份，都已经暴露出大面积的HIV感染人群。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艾滋病达到普遍流行的程度时，这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5％。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有411亿元的可增长财富化为乌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曾毅的估计更为惊人。他曾经作过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60到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以达到人民币4600-7700亿元。2001年本刊记者第一次到河南调查艾滋病问题前，国家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得知这些数字后大惊失色。真实的数字恐怕会让他更为吃惊。

　　“有人甚至认为，艾滋病有好处，因为它把不好的人都清除掉了，这是很错误的。我们首先要把他们看成是无辜的。”11月6日，曾毅在接受《商务周刊》专访时说。在曾毅的名片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头衔是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他从1984年起就开始做艾滋病的预防和宣传工作，但是基金会的工作很困难。“没有多少人来捐钱。”他说。

　　曹韵贞讲了她在云南开展抗艾治疗时的一个令人心酸的发现。“我们想帮助老百姓治疗，但有些人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求生的愿望。”

　　“中国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鲁杰11月6日在北京说。在他主持的这个关于艾滋病的研讨会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和联合国官员都在座。他举例说，中国现在的HIV感染人数相当于1990年代初泰国和南非的情况。泰国后来加强防治，现在它的感染率保持在5％；而南非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结果占总人口25％-30％的国民感染了艾滋病毒。“中国会走上哪条道路呢？”

　　“地方政府的参与程度太不够了。”曾毅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出资应该有一个比例。”曹韵贞还提到，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政府甚至还停留在捂盖子的阶段，或者单纯依靠国家项目或国外援助项目在推动防治艾滋病工作。她建议国家可以采取分片包干的做法，譬如让上海对口帮扶安徽，这样也可以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有益竞争，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

　　对艾滋病病人的不管不问，这是传染病医生和专家们最不能容忍的失职。“由于河南省仅有省卫生防疫站有确认权，我们只能初筛，但病人一般都不会再去郑州了，他们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开封一家大医院的主治医生说，这致使地方上发现病例却又无所控制，大批病员消失在人群中。

　　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初筛发现后要在12小时内通报当地卫生局，但一些第一线的医生抱怨，他们这么做了，但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跟他们联系去追查这个病人在那里，怎么处理，他们送去的样本也常常不予反馈。

　　“无论如何，都得把情况搞清楚，不能闭着眼说瞎话。”这位传染病专家说。对防疫和传染病医生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坐在医院里等待。“回避是最糟糕的解决方式。”美国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状况直言不讳地指出。联合国2001年在一份长达135页的报告中写到，(当年)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3400多万人，最少还有5000多万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更不知道如何治疗和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这是更大的危险”。

　　曾毅领导的基金会目前正在山东潍坊的两个县里做试点，希望能够做出一个防治宣传艾滋病的项目标本出来。“如果在经费投入上可以做到每人两块钱，我们就可以做到让70％的群众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相当了解。”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政府能够单独打赢这场战争。”鲁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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